以和谐审判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意义
陈宝军
在刑事审判中发现，未成年犯罪在整个犯罪数量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既有家庭、社会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未成年人心理不成熟因素的影响。从未成年所犯的罪名来看多是盗窃、抢劫、故意伤害等，由于未成年具有好奇、冲动的特点，做事不计后果，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一般都比较严重，要么属于刑法中的严重情节要么造成被害人重伤，所以按照法律规定这些都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些未成年人大多正在读书，如果一旦把这些未成年判处有期徒刑，就会对他们的一生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法院解决纠纷不仅要注重“案结”更要注重“事了”，即要寻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面对这种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和谐审判的方式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做到既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又维护了被告人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在审判阶段引入刑事和解就是我们采取的一项重要的举措，我们既要引用和探索刑事和解的形式也要引用和探索刑事和解的实质，所谓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定义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按照传统刑罚观，刑罚的根据主要有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报应刑论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刑罚就是对犯罪分子做坏事的一种报应，目的刑论强调刑罚的主要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统一，即使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人承担刑事责任，防止其以后重新犯罪和防止那些尚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的道路。不管是报应刑论还是目的刑论都可归纳为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这两个方面。而刑事和解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刑罚方式，它是以传统的刑罚为基础，吸纳了新的方式，例如在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有的被告人家庭条件不好，通过协商确定，被告人给受害人种植、收割庄稼，帮受害人做房子等等方式。通过社会矫正来取代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这些也可以作为犯罪处置的一种方式。
二、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既然案件移送到了法院，大部分案件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基本上确定了被告人有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自愿认罪，可以更容易的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笔者认为，在审判阶段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理由是不管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它们都是站在被告人的对立面，尽量最大可能的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法官不偏不倚的地位决定了能够中立的对待被告人和检察机关，在被告人和被害人心中树立了公正的信念。同时由法官作为中间人主持刑事和解也体现了司法在处理纷争中的作用，有利于平衡被告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利益和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只是做被告人、被害人的思想工作，释明法律规定与利害关系，使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法官不得使用胁迫、诱导的方式迫使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在实践中主要通过“圆桌审判”、被害人叙说的方式促使和解协议的达成。具体法官该怎么做还有待于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使被害人得到物质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使被告人得到被害人及其家人的原谅从而得到轻缓化处理。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程序：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叙说理论认为，被害人叙说是一种有效的心里治疗方式，被害人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和解的过程中向被告人和法官讲述被害的经历，能够降低其恐惧和焦虑，而且还能在思想上教育加害人，使其认识到自己所造成的损害，能够时刻的体会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使其真诚的认错、觉悟，不再犯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有利于实现恢复正义。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所谓轻缓化，是指法官对犯罪人的判处比一般情况轻的刑罚，主要表现在“轻”和“缓”上，“轻”强调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缓”强调积极使用缓刑。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提出，对于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另外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应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从以上可以看出，对符合刑事和解案件的被告人轻缓化处理是有现实依据的。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对刑事和解的被告人进行轻缓化处理的过程中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进行裁量，例如我国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除了具有减轻情节之外，笔者认为法官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底限，即法官不能判决二年有期徒刑更不能判决一年有期徒刑，这时要使被告人得到轻缓化处理法官可以通过判决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的方式判决，从而使被告人与被害人服判，也可以防止检察院抗诉。当然，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所以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幅度以下作出判决。笔者主要从受害人、未成年犯罪人以及国家和社会的视角来讨论以和谐审判方式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义。
首先，刑事和解对受害人的意义。对于被害人来说，通过刑事和解不但可以确保其实质利益，而且还能弥补精神上的损害，有助于被害人之再社会化。首先，刑事和解能最大限度的使受害人获得物质赔偿。受害人所遭受到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虽然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制度，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被告人被判刑后，自认为已经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进行民事赔偿，根本就没有赔偿的意愿，从而拒绝经济赔偿责任的承担就成为一种合理化的选择。而刑事和解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刑事和解要求被害人和未成年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由于未成年犯罪人是否对被害人实行赔偿或者是否致力于赔偿将影响到对其的实体处理，所以未成年犯罪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赔偿方面往往会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刑事和解协议是由法官主持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而不是强行的司法判决，这样一方面未成年人犯及其法定代理人会积极的履行赔偿；另一方面，受害人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恢复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通过国家对犯罪人的刑罚处罚，被害人的报应情感得到一定的满足，愤怒情绪得到一定的宣泄。但是，对于其造成的心理障碍确实无法得到修复的，其实被害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恢复还需要心灵上的恢复，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和解就是在相对和平的“圆桌会议”下，在融洽的氛围中采用叙说、赔礼道歉等方式使受害人受伤的心灵得到恢复。再次，刑事和解有利于被害人与未成年犯罪人及其他朋友、同学重新建立友情，有利于重新回归社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与未成年犯罪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及在他们双方的亲属、老师参与下，在法官的主持下，在相对和平的氛围中达成和解协议，使双方当事人重归于好，当然就有利于被害人与未成年犯罪人及其他朋友、同学重新建立友情，有利于重归社会。
其次，刑事和解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意义。首先，刑事和解有利于使未成年犯罪人得到轻缓处理，特别是避免受到重刑罚的处理。在传统的刑罚中，未成年犯一旦被判有期徒刑关押在监狱或者看守所或者未成年管教所就会产生种种问题，例如，有的未成年犯罪人之间会交叉感染，不但没有达到改造的目的反而学会了一些犯罪的“本领”；有的未成年人因刑罚处罚，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报复社会。在刑事和解中，未成年犯罪人通过接受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相关人员的谴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真诚谢罪、悔悟，以及赔偿或者其他物质补偿的行为或者通过缓刑的方式来承担刑事择，从而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轻缓化处理，特别是免受严重刑罚的处理。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更好的感化、教育未成年犯罪人。在传统刑事处理模式中，教育功能是通过刑罚实现的，是一种强制教育；而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中，则是以对话交流来实现教育的。一方面，刑事和解融洽的环境使加害人消除了一些误解和歧视；另一方面，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就犯罪影响进行讨论，使犯罪人更加能够深刻认识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后果，以及给他人带来痛苦的程度，在促使其真诚的悔悟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再次，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重归社会。刑罚的目的论者认为刑罚是国家为了排除犯罪者，保卫社会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包括将不能改善者与社会隔离，对有改善可能者进行教育、改造，使之作为善良的社会人能够复归社会。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教授所言，刑罚权的界限与行使，应以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需要为依据，刑罚的宣告与执行应能作为犯罪人再社会化的手段。因此惟有符合再社会化原则的刑罚，方是有意义而有必要的刑罚，一切足矣阻挠犯人再社会化之目的的构想的刑罚应尽量避免。刑事和解能尽量减少涉入刑事诉讼，尽量避免羁押的理念，有利于未成年犯罪重返社会，控制与预防重新犯罪，是其再社会化的一个新途径。
再次，刑事和解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首先，刑事和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具体举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当前司法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总结长期以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经验而得出的重要结论，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对未成年犯罪人毕竟要以教育为主，针对未成年犯罪人，刑事和解就体现在“该宽则宽”的一面。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工作的两个永恒主题，也是司法的核心价值所在，“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这句法谚告诉我们人民法院处理案件要提高司法效率。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诉讼任务,就必须高效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刑事和解的突出优点就在于可以极大提高诉讼效率。对于双方当事人家庭条件都不好的情况，对被害人医药费的赔偿的判决就可能成为空判，这样被害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赔偿，而刑事和解是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达成的，未成年人犯罪人的家人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积极主动的赔偿被害人，从而使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所以说刑事和解有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再次，刑事和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是贯彻“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举措，进而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针对未成年犯罪人如果过分强调法律的惩罚功能而忽视法律的教育功能，可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产生，出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背离。如果通过刑事和解的方式，未成年犯罪人认罪服法，向受害人当面赔礼道歉，求得谅解，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就可以使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物质上得到足额的赔偿，精神上得到满足，同时加害人可以不影响读书，换来自己的家庭稳定和利益保障。在此条件下解决纷争，更能从深层次体现出对被害人的保护、对加害人的教育挽救，从而有利于重塑社会和谐。
作者：江西省宜黄县人民法院 陈宝军
湖北省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条例
（2013年5月23日湖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革命老区，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革命老根据地。本省革命老区的具体名录及重点扶持对象由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确定并公布。
第三条 促进革命老区发展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帮扶、社会参与、自我发展，实行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政策扶持与社会多元投入相结合、多方帮扶与自力更生相结合。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和革命老区所在地的市（州）、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革命老区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投入，整合资源，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支持革命老区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革命老区发展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革命老区发展的组织协调工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部门、本行业扶持革命老区工作。
第六条 支持革命老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运用市场机制，引进市场主体、项目和资金，促进革命老区发展。
革命老区应当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第七条 实行革命老区发展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建立科学考核评价体系，将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为政府及相关部门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第八条 对促进革命老区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实施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革命老区发展规划，确定革命老区发展目标、工作重点、推进步骤、保障措施。
制定革命老区发展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与国家和省发展规划、发展战略相衔接，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尊重革命老区人民意愿，体现革命老区特色，其规划内容应当涵盖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支柱和特色产业培育、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改善和社会保障建设等方面。
革命老区发展规划采取政府组织、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的方式编制；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擅自改变。
第十条 加快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推进革命老区交通建设，加强县、乡、村公路升级改造，提高县乡公路建设和通村通组公路管理养护的补助标准，发展农村公交客运，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实施基本农田设施建设、小流域治理、水土保持和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强能源、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支撑力。
第十一条 支持革命老区以产业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因地制宜发展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加强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逐步壮大经济实力。提高革命老区居民收入，其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第十二条 发展革命老区社会事业，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强对革命老区教育的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革命老区教育的信息化、现代化，改善革命老区办学条件，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各类技术培训。加强边远艰苦地区教师生活保障，改善中小学寄宿生生活条件，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标准，实施中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高考招录中制定面向革命老区的定向招生计划，确保革命老区学生公平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推进革命老区县（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体育场所等公共设施建设与维护，支持乡镇文化站、群众性健身设施建设。
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善革命老区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村卫生院（室）的条件，提供优质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提升卫生服务保障能力和重大疾病、多发病的防控能力。
完善革命老区的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就业信息、政策指导、权益保障等服务，扶持就业资金重点向革命老区倾斜。
第十三条 完善与农村扶贫制度相衔接的革命老区社会保障制度，对因灾因病等陷入贫困人口提供救助。
建立和完善对革命老区优抚对象的帮扶机制，解决老红军、老党员、烈军属、烈士后代、复退军人、五保户的生活困难。
第十四条 加强革命老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开展水生态系统治理，加强森林植被保护与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开发利用农村清洁能源，加强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实行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应当纳入革命老区发展目标考核评价的范围。
第十五条 推进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扶贫搬迁、饮水安全工程、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等项目建设，提高革命老区人民生活水平。
第十六条 推进革命老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设产业聚集、商贸流通、生态良好、宜居休闲的中心城镇，培育具有红色文化、民俗风情、地方特色的城镇和村寨。支持革命老区创建区域中心城市。
第十七条 大力宣传红色文化，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加强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建立修缮、维护、利用机制。加大革命遗址遗迹保护的经费投入，提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免费开放的补助标准。充分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完善旅游配套服务，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第三章 保障措施
第十八条 加强革命老区产业发展扶持力度，对革命老区的产业从规划引导、项目安排、要素配置和财税扶持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和倾斜。
建立健全产业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发展符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要求的产业。
第十九条 建立促进革命老区发展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财政对革命老区资金转移支付力度。省人民政府应当在预算中安排革命老区发展专项资金并逐年增长，其幅度高于省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市（州）、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实际和财力状况在预算中安排革命老区发展专项资金。
第二十条 严格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对在革命老区投资兴办的企业，按照规定给予省级开发区的土地供给、规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第二十一条 依照国家规定，扩大扶贫贴息贷款规模，重点扶持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支持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事业项目，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农民增收。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在革命老区设立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信用担保机构，创新担保机制，为企业发展提供有效的融资平台。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革命老区信贷支持力度，降低贷款门槛，在革命老区的信贷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他地区。推广农业保险，提高农村抗灾能力。
第二十三条 加强革命老区用地保障，在安排用地规划指标、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因地制宜开展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利用和工矿废弃地复耕利用，加大对废弃矿山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工程的资金支持。
第二十四条 建立革命老区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长效机制，完善森林资源保护、水源地保护、流域水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生态补偿制度，提高补偿标准。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对重要矿种按照规定收取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二十五条 完善革命老区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激励机制，加大革命老区与发达地区干部、教师、医生和科技人员交流工作力度。国家和省重大人才工程和引智项目向革命老区倾斜，鼓励专业人才向革命老区流动。
省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定期组织对革命老区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在安排专项资金时，对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给予倾斜。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对长期在革命老区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农业等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予革命老区特殊工作津贴，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业务培训、子女入学、医疗服务等方面实行倾斜。
第二十六条 鼓励有条件的革命老区先行先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整合、优化各方面资源，建立支持革命老区发展的长效机制。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革命老区经济建设，推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对口帮扶机制，协调和组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驻鄂部队、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革命老区对口帮扶和共建活动。对口帮扶单位应当发挥各自优势，在资金、项目、人才、技术上给予支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发挥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扶贫基金会）、扶贫开发协会和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社会团体在促进革命老区发展中的作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革命老区发展资金由中央下拨财政扶贫资金、国家扶贫信贷资金、革命老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预算安排的革命老区发展专项资金和政府部门安排的革命老区建设项目资金以及社会捐资组成，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产业培育、科技成果推广、民生与社会保障以及革命遗址遗迹保护等项目，专款专用。
革命老区发展资金应当及时拨付到位，采取专账核算，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套取。
省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筹资用于革命老区建设的资金，应当列入部门管理的专项资金分配和项目实施计划，按时拨付到位。
第二十九条 革命老区发展主管部门依据革命老区发展规划建立项目库，根据年度扶持资金计划和革命老区发展的需要确定年度扶持项目。项目实施实行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等。
第三十条 使用省革命老区发展资金的，由被扶持单位向县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提出项目申请和立项报告，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省及市（州）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备案。
项目主管部门应当对扶持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项目确定下达后，项目单位应当严格组织实施，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按照原程序报批。
第三十一条 建立健全革命老区发展资金的监督机制。
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对革命老区发展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计和监察。
革命老区发展主管部门、项目主管部门应当对革命老区发展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等情况予以公告公示，公开受理电话和电子信箱，接受社会监督、咨询。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活动以及革命老区发展资金使用、项目实施情况等进行监督。
第三十二条 革命老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定期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促进革命老区发展的专项工作报告，将促进革命老区发展作为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不按照规定实施扶持项目和使用资金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通报批评。
第三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促进革命老区发展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革命老区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或者贫困地区的，在适用本条例的同时，按照规定享有其他优惠政策。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根据本条例，及时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3年8月1日起施行。2001年7月27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的《湖北省扶持老区建设条例》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