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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男性性权利之刑法保护

王普


摘要:本文从援引案例出发,通过对我国和国外案例的比较，以及我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刑法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程度的比较来说明我国刑法对男性性权利保护的不足和自身的滞后。笔者进步表述了男性性权利遭遇性侵害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男性性权利遭遇侵害后产生的严重危害性,从而论证我国刑法保护男性性权利的必要性。最后,笔者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以期达到国家立法机关能早日重视并把男性性权利的保护提上议事日程的目的。
关键词:性权利 性侵害 强奸(罪) 猥亵(罪)

所谓性权利，是指人们依法表达自己的性意愿和进行性行为的权利。性权利是人身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民诸权利中，人身权乃是最基本的权利。如果公民的人身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1]因此，刑法立法惩治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宪法赋予了我国公民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人身权利在内的各项权利，而性权利作为人身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地也是宪法赋予的。这里的“每个人”是指每个公民，不分男女老少。从法理的角度看，人的权利都具有普遍性，不分男女，就性的不可侵犯性而言，男性的权利同样不可侵犯。
然而，由于传统的性别文化，男性始终被视为强势群体。因此在立法中也特别反映了对女性群体的重视，而忽视了男性，甚至忽视了男性中同样存在的一部分弱势群体（如男童等）。致使男性的性权利处于保护极度不利的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权主义的发展和男权至上观念的瓦解，女性地位扶摇直上，加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的发达，人们思想观念尤其是性观念的不断解放，使性现象日趋复杂化。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男性遭遇异性或同性性侵害的案件大量出现。
一、案例援引及分析
案一:2004年哈尔滨女教师强奸男学生案 [2]
哈尔滨某中学的张某身高1.8米,是校内的体育特长生。由于自身相貌英俊和体格健美,张某俨然是学校的明星,但是这颗明星竟被一名年轻女教师诱奸,并很快沦为她的“性奴”,致使张某学习成绩严重下滑,身心备受摧残。张某以女教师强奸自己报案,但是派出所以无法立案为由予以拒绝.张某家人咨询律师,律师称没有相关法律制裁黎某对张某的性侵犯。
案二:1996年美国西雅图玛丽案[3]
1996年美国西雅图曾发生一起轰动的女教师玛丽与13岁的男生威利的师生恋事件。最后,女教师被执行了7年半的牢狱之刑。在美国各州,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不仅违反社会禁忌,而且违反法律.美国所有州法律明文规定，与未成年人发生婚外性行为即定为法定强奸。
案三:2005年徐州刘某遭受同性性侵害案[4]
2005年6月13日,徐州小伙刘某遭到老板李某的性侵犯，由于害怕失去工作,接连数夜受到其性侵害，最终，刘某忍无可忍,于7月3日到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欲自诉。但是,法院因无法律保护男性性权利无法立案。
虽然我国同国外一样越来越普遍地大量发生了男性性权利遭遇侵害的案件,但从案一和案二可看出，我国和美国对性质相似甚至相同的案件所得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在美国,即使是双方自愿的,但是由于男方是未成年人,处于法律特殊保护的地位，公权力仍强行介入以充分保护未成年男性的性权利。并且还可以看出,女性是可以作为强奸罪的直接主体予以刑法制裁的，男性也能够作为强奸罪的侵害对象予以保护的。而在我国，如案例一中,男学生遭遇女教师的性侵害后，当向公权力机关请求救济时，执法机关却因法无规定而束手无策。这种无奈是缘于我国刑法中的有关规定的，即不认为女性可以作为强奸罪的直接主体和男性可成为强奸罪的侵害对象。我国刑法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地对女性给予特殊的保护和重视却忽视男性权利等原因，没有从刑法上作出保护男性性权利的完善规定，然而绝非没有女性抑或男性侵害男性性权利的可能和事实。十分明显，我国法律在保护男性性权利方面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的滞后性。
二、我国刑法和国外刑法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现状
（一） 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2）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3） 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
（4） 二人以上轮奸的；
（5）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笔者认为，根据以上两条我国刑法规定，结合法学学说和司法实践可把我国对性权利的保护归纳为以下几点：
1、从犯罪对象看：（1）强奸罪的犯罪对象不可能是男性。男性被强奸不被我国刑法所保护。这是我国刑法的盲点。（2）猥亵罪的犯罪对象不可能是年满14周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也是我国刑法盲点。
2、从犯罪客观方面看：第二百三十六条所指“强奸”应认为是男性生殖器强行插入女性生殖器的犯罪行为。①即对“性交”做的是狭义的解释，如果男性对女性强行实施的肛交、口交、兽交等其他方式不能认定为强奸罪而是猥亵罪。
3、从犯罪主观方面否认女性有奸淫男性和猥亵成年男性的故意，也否认成年男性对男性有奸淫的故意和对成年男性有猥亵的故意。
4、从犯罪主体看：（1）女性不会成为强奸罪的直接主体，女性不能单独构成强奸罪，不能成为强奸罪的直接实行犯。②③④ [5]妇女强行与男童性交不认定为强奸而认定为猥亵罪，可见我国刑法对同是儿童弱势群体的男童的保护远远弱于对女童的保护。（2）不承认同性间发生的强奸罪。
可见，我国刑法对男性公民性权利的保护处于极度不利的境况下的。
（二）主要国家和地区刑法对男性性权利保护的基本情况
《法国刑法典》第一卷第二编第三节第一目第222-23条规定：“以暴力强制威胁或趁人不备，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无论其为何种性质，均为强奸罪。强奸罪，处15年徒刑。” [6]法国强奸罪不仅对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未做性别的限制，而且在犯罪客观方面严厉地强调为“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这样便更全面地保护了公民的性权利，尤其达到了保护被人们忽视了的男性性权利的作用。笔者认为，法国的做法是深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德国刑法典》第177条第一项规定：“行为人以（1）暴力（2）通过对身体或者生命具有现实危险的威胁，或者（3）利用被害人被无保护地交给行为人的影响的状况，恐吓他人忍受行为人或第三人对其进行性性为或者对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实施性行为的，处不低于一年的自由刑。”[7]（本条规定的行为包括强制猥亵行为或强奸行为）与法国相比，德国在刑罚上明显的弱了下来。但在定罪上也未对犯罪主体及犯罪对象的性别做出限制，而是更多的使用了“行为人”、“他人”、“第三人”等字样。
《日本刑法典》第176条前段规定：“以暴行或胁迫手段对十三岁以上男女实行的猥亵行为的，初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惩役。” [8]日本刑法在“强制猥亵罪”中未对犯罪对象进行性别上限定，而是指“十三岁以上的男女”均有可能成为犯罪对象，而且尤其重点保护“未满十三岁男女”的利益。
英国刑法《1956年性犯罪法》简单规定“男子强奸妇女的行为”《1976年性犯罪法》以制定法形式确认了上议院在检查长诉摩根一案中关于强奸的普通法上的定义，现在《1956年性犯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男子强奸妇女或其他男子即构成犯罪。
美国、澳大利亚都有过女性强奸男性而受到刑事处罚的判例。
我国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对于“非礼”、鸡奸等行为，也都没有限定犯罪人和被害人的性别。
可见，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对男性性权利有不同程度的保护。与其相比，我国的立法显然地落后了。
三、男性性权利遭遇性侵害的主要表现
（一）女性对男性的性侵害主要表现为：女性利用致幻药物、壮阳药物和酒精麻醉等方法和利用抚摩、刺激男性性敏感部位的方法，乃至使用威逼、利诱等手段，致使男性不能不敢反抗，以达到对其实施性侮辱、猥亵和与之进行性行为的目的。
（二）男性对男性的性侵害主要表现为在MSM⑤人群中发生的性侵害行为.如男同性恋者对男性的侵害，以及在同性高度聚居区如监狱、民工聚居地、军队等非同性恋者由于特殊环境长期性压抑、性扭曲等原因为寻求性释放也有可能对同性实施性攻击行为。惯常方法除（一）中所列施害女性所用手段外，相对更多的带有暴力色彩，比如性攻击多表现为强迫对受害同性施以肛交，或强迫受害同性为其口淫的行为。当然还有其他形式的性侮辱猥亵等行为。
相似的情形为何不能同样处理？
??质疑“西安宝马彩票案”与“彩世塔彩票案”的?异判决

杨涛


新华网12月3日报道，备受全国关注的“西安宝马彩票案”在12月3日由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体彩承销商杨永明犯诈骗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 9年，伙同杨永明实施诈骗的孙承贵、王长利、岳斌、刘晓莉、白勤生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至17年。
然而，我们看到，在今年的3月25日，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市彩世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特大彩票欺诈一案的判决中，法院却是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该公司董事长张世鹏等人十四年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从案情来分析，“宝马彩票案”与“彩世塔彩票案”有着惊人的相似。首先，两案得以作弊的前提是相似的，都是由彩票的发行机构违规与这些企业、个人签订了彩票承销合同；其次，两案的作弊的手法是相似的，都是使用二次抽奖的方式，通过作弊方式安排托儿进入二次抽奖，再通过作弊方式骗得大奖；最后，两案骗得大奖的数额都巨大，都欺骗了彩民的信任，给彩票业的信誉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但是，两案所定的罪名却大相径庭，杨永明被判处的是诈骗罪，张世鹏等人却被判处的是一个是非法经营罪。而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非法经营罪最高刑是可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而诈骗罪最高刑却是可判处无期徒刑，这两种罪名的量刑上差别极大。事实上，杨永明所获得的非法所得是２５１.５万多元，便因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３年，而彩世塔公司非法所得4448.8万元，张世鹏仅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很明显，相似的案情，判处不同的罪名，容易造成不同案件的被告人之间罪刑不均衡。
罪刑不均衡的背后反映的是同一国家内法律适用的不统一，而法律适用的统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是法治的主要标志之一。法律不仅要在相同地方的不同人之间平等适用，也要在不同地方的不同人之间平等适用，这才能体现平等，才能让人们合理安排预期事务，也才能对法律的公正适用充满信心，从而产生对法律的信仰。相似的情形不能得到同样的处理，不仅不能使被告人心服，而且让其他人对于法律的是否公正产生怀疑，这对于我们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来尽可能改善我们国家出现的相似的情形不能得到同样的处理的现象。如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将已经判决的典型、疑难案例汇编成册，赋予其法律效力，以后其他法院审判相似的案件必须进行相同的处理。至少，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总结相关的案例，出台司法解释用以指导全国的审判工作，以避免相似的情形得不到同样的处理。比如眼下就必须对“西安宝马彩票案”与“彩世塔彩票案”这类相似的疑难案件进行总结，准确给予其法律定性，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来指导以后的此类案件的办理。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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