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文化对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启示
高 军 龙一平
［摘要］和谐是传统中国人关于人生、社会、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传统中国人将无讼视为和谐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的结果，创造了独特的无讼法律文化。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作为传统社会达至和谐的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对能为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无讼 和谐社会 法律文化
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了我们祖先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高超智慧。传统中国人将和谐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最简单的对应便是无讼，其基本内容就是“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1](321)为了达到无讼的和谐境界，传统中国人设计了独特的社会控制手段。当代中国正在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研究传统社会中作为达至和谐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以期对该项事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是十分必要的。
一、 无讼——传统中国人追求和谐境界的价值选择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２](175-177)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对于中国人来说，和谐的便是好的。这并非单纯的审美意识，而是他们关于人生、社会、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当然，也是他们解决一切纷争的出发点”。[3](142)和谐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最简单的对应便是无讼，“无讼不过是和谐延伸到司法上的一个转用词，其意蕴和旨趣是一致的” 。[1](324)在传统中国人看来，诉讼被认为是一种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极端方式，所谓“讼，终凶”（《周易·讼卦》），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就是对宇宙的破坏”，[4](31)因此，主张“讼不可长”、“讼不可妄兴”，所以对破坏和谐的诉讼极力予以反对。
在对待诉讼的态度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最有影响的道家、法家、墨家、儒家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将“小国寡民”、民众“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和谐作为理想社会的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要求人们“无为”，“使民不争”（《老子》第三章），教诲人们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这样的社会自然是无讼的。力主“以法治国”的法家，同样也将无讼视为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前提，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刑杀，而是为了定纷止争，“以杀去杀”、“以刑去刑”（《商君书·画策》），达到所谓没有纷争和诉讼的“刑措”的境界。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诉讼也被视为对和谐秩序的破坏，故对诉讼也本能地持排斥的态度。早期的儒家吸收了道家“天道和谐”的宇宙观，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为了实现“大同”、“太平治世”的理想，孔子明确提出了无讼的主张，他郑重地宣布：他的施政目标之一就是“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其无讼乎”（《论语·颜渊》）。在孔子这里，“听讼”是实现“无讼”的一种手段，“无讼”才是“听讼”的最终目的。孔子提出的这一观点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成为千百年来司法活动和诉讼实践一以贯之的行动指南，几乎历朝历代都将其奉为圭臬而遵守之，没有太大的变动。
二、传统中国社会达至无讼境界的社会控制手段分析
历史已充分证实，传统中国人所追求的没有纷争的无讼社会始终只能是一种理想，难成现实，“‘无讼’乃是一个‘几千年的中国梦’，在现实法制生活中，则是没有一日没有争讼，以致官方当局与士人阶层每每哀叹‘世风浇漓’和‘人心不古’”。[5]既然社会生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尽量减少乃至消灭纷争以及在发生纷争后如何和平地解决纷争以达到无讼的和谐境界是传统中国人所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诞生了独特的社会控制手段。
１、利用德主刑辅、礼法互补的模式，将纷争消灭中萌芽之中。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它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一项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礼”既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普遍的大法和纲纪性质，又具有人伦道德属性，具有整饬、安定社会秩序，矫正人性的功用，所谓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礼记·曲记》），故“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在强调礼的功能前提下，儒家的政治学说以性善论为基础，对人性充满了乐观，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论语·学而》）。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汉儒董仲舒重视儒教的传统，开始强调德在治国方略中的主导地位，他以天人感应说为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提出了“阳德阴刑”的理论。东汉时，刘向提出“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的主张。到了唐代，唐太宗则明确地提出了“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的治国方略。于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治理国家应该“德主刑辅”（《唐律疏议·序》），“统治是以懿行美德而非法律来影响百姓的，毋须绳以法规，只有对野蛮、未开化的人才须实施惩罚”[6](109)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治国的共识。
２、利用调解方式和平地解决已发生的纷争。无讼法观念支配下的古代中国，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清官廉吏，从观念上都将诉讼看成是一种恶，一种不道德、不光彩的行为，因此诉讼的目的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为了裁断纠纷，而是为了实现无讼，为了“明刑弼教”，因此，司法官办案的第一原则就是：“人有争讼，必谕以理，启其良心，俾悟而上。” 从周代开始，官制中就设有调人之职，“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的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官员，后历朝官员百姓均乐于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明朝时，法律规定：“各州县设立申明亭。凡民间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理于本亭剖理”。清朝时，《户部则例》规定族长有查举该族良莠之权，即包括对宗族内部纠纷的调处权，其他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涉及民间调解的内容就更多了。因此，劝讼、止讼、息讼也成为作为“民之父母”的各级官吏们的重要使命和断案宗旨，力图以此来实现“完赋役、无讼事”的“天堂世界”。与此相对应的是诉讼多则常被视为官吏德化不足和政绩不好的表现，为了达到“政简刑轻”表面上和谐的统治境界，各朝统治者为此发明了“拖延”、“拒绝”、“感化”以及通过立法设“教唆词讼”罪等息讼之术以平息诉讼。[7](164-174)
统治者采用两手以做到纠纷前防范及纠纷后息事宁人，加上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封闭而形成的熟人社会的影响，传统社会中，中国民众普遍养成了厌讼、息讼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在许多坚持社会理想的人们心目中，对证公堂是鄙下的，为君子所不耻”。[8](127) 民众普遍形成了以讼为耻，视诉讼为不祥、可鄙之事，无讼即德、无讼则安的心理定势，正如明王士晋《宗祠条规》中的宣称的那样：“太平百姓，完赋税，无讼事，便是人间天堂”。[1](337)民众遇到争讼特别是民事争讼，大多依家族家规、风俗习惯由长辈裁断，或通过亲友族邻出面调解说理，不愿告之官府，法律从而被搁置不用，以致许多巨族大户都以几十年“无字纸入官府”自誉自励，同时还将息讼、无讼的思想记入祖训家法，以规诫后人。如安徽黔县南屏叶氏《祖训家风》就明白地告之后人：“族内偶有争端，必先凭劝谕处理，毋得遽兴词讼。”并自豪地宣称：“前此我族无一人入公门者历有年。……族中士庶以舞弄刀笔、出入公门为耻，非公事不见官长。或语及呈词讼事则忸怩不宁，诚恐开罪宗祖，有忝家风。”[9](34)此类的祖训、家规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极为常见。
三、无讼法律文化传统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当代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事实上，就总体精神方面而言，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是一脉相通的，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所说的那样，“和谐社会理念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与价值认同，也彰显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特色’的原则与取向。”[10]建设当代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对传统社会和谐理想下的无讼法律文化进行客观的分析，以期对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事业能有所裨益。
（一）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可资借鉴的积极方面：
１、注重道德教化，强调对社会的综合治理，重视犯罪预防。
作为控制社会和调整社会成员行为的两种主要手段，法律和道德既相对独立又在一定程度上于各个不同的层面和维度相互交叉、融合，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作用，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可或缺。但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大旗下，法律的作用却常常被无限地夸大，“依法治县”、“依法治村”、“依法治校”等浮浅的口号随处可见，甚嚣尘上，“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已被严重庸俗化，一些人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端转到了“法律万能主义”的另一端。事实上，人类的法制史已充分证实了，法律的作用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对此，沈宗灵教授曾有过深刻的论述，“法治的局限性问题，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1）法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2）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3）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相矛盾；（4）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11](17)同样，在现当代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对法条主义的僵化、教条、缺乏对人性的关怀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批判，转而强调道德对法律的补充作用，“二战”后西方法律实证主义的衰落和新自然法学的勃兴就是明显的例证。
与当代中国人相比，中国古人很少犯“法律万能主义”、“法条至上”的“法治幼稚病”。传统中国社会设计了独具特色的“礼法结合”的模式，在德法互补的基础上，强调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传统儒家文化重视道德教化，强调道德和法律作用的相互配合，儒家思想认为，刑罚的强制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以禁犯罪于未萌。道德教化和刑罚制裁这两者相比较，前者对社会控制更有利。儒家大多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犯罪是由于后天受外界影响而造成的。人性可以改变，经过后天的教育，人就能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犯罪完全是可以通过道德教化来预防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古代中国礼法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在当代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今天我国正在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业以及正在实施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２、注重调解模式，缓解社会矛盾。
现代社会中，诉讼的激增和程序的日趋复杂化使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而诉讼中迟延、高成本等固有的弊端使普通百姓难以接近正义，降低了司法在民众中的威信。传统中国社会的调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至少从形式上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对秩序和安定的强烈需求，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对缓和社会矛盾和对抗、消除滥讼现象、减少人际交往及社会诸种交易行为的成本、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伦理、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几年来，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调解制度予以了借鉴，作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的ADR模式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据统计，现在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所谓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才进入法庭审理阶段。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还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国际上享有“东方之花”的美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1980年9月拟定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3](148)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体制、利益的调整及各种思想的碰撞导致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不断涌现，同样也遇到了西方社会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因此，应充分发掘传统法文化中的调解本土资源，完善并进一步发挥现有的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以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缓解社会矛盾。
（二）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消极方面的影响：
１、以道德代替法律，对个体而言导致形成双面人性格，对社会治理而言导致人治主义的产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已证实，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以无讼为价值取向的传统法律制度下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始终只是一种空想。传统中国人被迫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就是使人变得虚伪，形成双面人格。对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曾予以了深刻的揭露并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另一个后果是，使法律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从而丧失了自身作为法律的独特的个性和功能，法律在人民的生活中遂降至次要的地位， “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12](487)因而，德治便成为衡量和评判全部法律制度的价值尺度。这种法律的泛道德主义，必须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影响法律权威和机制的建构，进而动摇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不可避免地为人治主义奠定了基础。[13](140-145)
２、奉行法律工具主义，不利于民众法律信仰意识的养成。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他说，“说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绝不等于说它是天生就有的。它不过是通过灌输（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西，因此它如果没有灌输这种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便得不到产生，而且这种灌输如果没有社会的人们期待和要求，这种动机基础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它如果在社会中得不到某种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现实中形成社会秩序并维持社会秩序”。[14](76)无讼价值取向支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属“政府型”抑或“义务型”法律，其价值前提是要人们如何地去保障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如何地维护社会秩序、履行社会职责，至于法律能为个体的人带来何等利益、规定了哪些权利则尽量少提或根本就避之不提。它所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贵贱、尊卑、亲疏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各朝法律无一例外地规定了臣民、子孙等“卑幼”对于君父、官贵等“尊长”的绝对服从的义务，绝少涉及现代社会所关注的个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对于老百姓而言，法律只不过是许许多多应该无条件遵守、服从的规则，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和置喙的余地。因为法律只是统治者驭民的一种工具和一种暴力手段，所以在古代中国，历朝法典编纂的特色之一就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其中都以刑法为核心，体现出泛刑事主义的特点。对民众来说，法就是刑，是一种恐怖的象征，因而人们谈法色变，无不视诉讼和与官府打交道为畏途。这种狭隘的法律工具主义观，至今仍在部分社会主体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法律被视为阶级斗争产物和阶级压迫的工具的观点仍大有市场，法律工具主义也仍被一些执法部门奉为法宝，“运动式”法治现象仍屡见不鲜。受其影响，民众始终将法律视为一种工具，是一种外来的强制的力量，法律规范价值没有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人们无法对法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更谈不上对法律存在任何的信仰，这种状况的存在，严重不利于中国迈向法治社会。
３、调解制度存在着一味打压诉讼，不利于权利的张扬的弊病。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一切以和为贵，即使是表面的和谐，也胜过公开实际存在的冲突。于是在表面上看来平静、稳定的社会里，个人被紧紧的束缚着，追求“和合”境界，最终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苟且偷安的心态，结果必然带来民众的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抑制社会主体个性的张扬，妨碍人们富有创见的自由探索，扼杀民族的创新精神，最终成为人们思想的桎梏，进而使社会变成一潭死水，微波不兴，为专制政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正如张晋藩先生深刻地指出的那样，“天理愈是法律化，政治与伦理愈和谐；君权、父权、族权愈强化，个人的法律意识与权利观念愈淡薄。四千余年的中国法律历史就是沿着这样的轨道发展的。”[15](39)即使在现代法治的今天，这种消极影响仍然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主体的意识之中，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虽然人人都熟悉“依法治国”的口号，都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但人们仍然不敢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也不可能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更不可能不卑不亢地与政府对话。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乃至于对所有的过去的“上喻”、“最高指示”和今天的“红头文件”一概接受，绝不敢“越雷池半步”。
结语：
中国无讼法律文化根植于传统农业型的乡土社会，它历经几千年积淀而形成，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其影响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因此，构建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传统无讼文化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是权利型社会，现代和谐社会建立在现代权利型社会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的以无讼为价值取向的传统和谐社会是截然不同的。由于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不同，决定了作为传统达至和谐境界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因此，必须对传统无讼法律文化庞杂的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笔者认为，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蕴含的“法即刑”、视法律为单纯的“禁奸止暴”工具和对封建等级、封建伦常的维护等内容，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地位的低下，民众权利意识淡漠构成了中国迈向法治社会的巨大障碍，而其中的另一些如礼法互补、对社会的综合治理、解决纠纷的调解模式等内容则至少从形式上又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因此，我们要以开放的胸怀，对传统无讼法律文化进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面对不断变动的社会—法律秩序，对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契合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部分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诠释，使之转化进而溶入现代法文化生命之中，为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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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4
天津市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六号
《天津市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已由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1年1月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1月6日
天津市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
(2011年1月6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发明创造，推动专利运用，保护发明人、设计人和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专利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及其相关活动。
第三条 本市专利工作应当遵循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专利工作的领导，将专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和实施专利发展战略，采取措施促进专利创造、运用，加强专利保护和管理，并保障专利事业发展所需的经费。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知识产权战略领导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有关部门的专利工作，研究、解决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专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工作。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专利促进和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专利专项资金，保障专项资金的规模与专利工作的实际需要相适应。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专利奖，对产生较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优秀专利项目的单位和发明人、设计人给予奖励。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在本地区产生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优秀专利项目或者专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专利创造
第九条 本市的专利创造工作应当将研究开发对产业发展有重大作用的核心专利技术、关键专利技术作为重点，促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第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研究、开发专利技术及产品的投入费用，按照有关规定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享受相应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购买专利所发生的费用，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第十一条 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科研开发、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项目的立项、核准、验收，应当把获得专利权作为指标。申请和维持专利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可以在项目经费中列支。
申请前款项目的，申请人应当向项目主管部门提交相关技术的专利检索报告。申请人未提交专利检索报告的，项目主管部门不得予以立项。
第十二条 政府财政资金支持项目完成的发明创造，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外，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属于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承担单位可以依法自主决定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作价入股等，并取得相应的收益。
政府财政资金支持项目形成的专利，项目承担单位应当积极推广和实施，并将实施和维持的情况定期向项目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 高新技术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等认定和考核，应当将专利权拥有数量、质量、专利管理制度建设状况作为重要指标。
第十四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发明创造专利实施后，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报酬。奖励或者报酬给付的方式和数量，当事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自专利权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金，所发奖金不得低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标准。
(二)专利实施取得经济效益后，应当在专利权有效期内每年从实施该项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或者从实施该外观设计专利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一，作为报酬支付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或者参照上述比例，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一次性报酬。
(三)专利技术转让或者许可他人实施的，应在获得转让、许可收益后三个月内从收取的转让费、使用费用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三十的比例，作为报酬付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奖金和报酬可以现金、股份、股权收益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形式给付。
第三章专利运用
第十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使用专项资金、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专利运用、促进专利技术的产业化；在政府扶持的科技、产业化计划项目立项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拥有专利权的项目。
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制定专利技术实施项目计划，重点支持符合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技术水平高、市场前景好的专利技术项目的实施，促进专利技术的产业化。
第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采取专利权入股、质押、转让、许可等方式运用专利。
以专利权作价入股的，最高可占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七十。
专利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新产品，根据有关规定享受扶持新产品开发的优惠政策。
第十七条 本市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自主制定和参与制定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
第十八条 本市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向企业转移专利技术成果。
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应当建立、完善专利技术转移机制，完善专利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
对具备实施条件未能适时实施的单位享有的专利，鼓励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与享有专利权的单位以签订合同的方式予以实施。该单位对上述专利的实施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发展和规范专利交易市场，支持建立专利技术交易机构，推进专利技术交易服务，促进专利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
第二十条 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经依法登记或者备案的，当事人可以享受国家和本市规定的税收优惠。
第二十一条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从事专利技术转让、专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专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业务，按照有关规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第二十二条 政府财政资金安排、设立的风险投资资金和风险投资机构，应当优先支持专利技术产业化项目的投融资需求。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可以在专利专项资金和其他资金中安排一定资金对专利技术产业化贷款项目进行贴息，引导商业银行对专利技术产业化项目信贷。鼓励担保机构优先为专利技术产业化项目提供融资担保。
第二十三条 政府采购及其它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应当优先购买含有自主研究开发专利技术的产品。
具有专利权的自主创新产品首次投向市场的，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和先进技术发展方向，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并需要重点扶持的，经认定后，政府进行首购或者订购。
第四章专利保护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实施他人专利，不得假冒专利，不得为非法实施他人专利和假冒专利提供便利条件。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专利行政部门举报假冒专利违法行为。
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接受举报的工作制度，公布举报方式，对举报、揭发和协助查处假冒专利违法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奖励，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二十六条 专利行政部门负责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查处假冒专利行为的机构，应当有三名以上持有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或者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的执法人员。
第二十七条 请求专利行政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三)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理由；
(四)属于专利行政部门的受案范围和管辖；
(五)当事人没有就该专利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请求专利行政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应当提交请求书和有关证据，并按照被请求人的数量提供请求书副本。专利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请求书之日起七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通知请求人。决定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请求书副本送达被请求人；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被请求人应当自收到请求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被请求人未按时提交或者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理。
第二十九条 专利行政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案情需要，委托有关单位进行技术鉴定。第三十条 专利行政部门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成立，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
(一)侵权人制造专利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制造行为、销毁制造侵权产品的专用设备或模具，并不得销售、使用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二)侵权人使用专利方法的，责令其立即停止使用行为、销毁实施专利方法的专用设备或模具，并不得销售、使用尚未售出的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侵权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三)侵权人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销售行为，并不得使用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四)侵权人许诺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许诺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消除影响，并不得进行任何实际销售行为；
(五)侵权人进口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并且已经进入本市的，责令其不得销售、使用该侵权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六)侵权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使用专利侵权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使用行为。
(七)停止侵权行为的其他必要措施。
采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措施不能制止侵权行为，或者侵权产品难以保存的，专利行政部门可以责令侵权人销毁或者拆解侵权产品。
第三十一条 专利行政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和查处假冒专利行为，可以行使以下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证人；
(二)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档案、合同、图纸、账簿、发票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三)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实施现场勘验检查；
(四)抽样取证、登记保存与案件有关的物品；
(五)对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利的产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六)调查与案件有关的其他情况。
专利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行使前款规定的职权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下列专利纠纷可以申请专利行政部门进行调解，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纠纷；
(二)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
(三)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四)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五)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六)其他专利纠纷。
对于前款第五项所列的纠纷，当事人请求专利行政部门调解的，应当在专利权被授予之后提出。
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三条 展会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展览会、展销会、博览会、交易会、展示会等展会期间专利保护的协调、监督、检查。
展会组织者应当与参展方在参展协议中约定参展方不得侵犯他人专利权、不得假冒专利。
展会组织者对标有专利标记的参展展品或者技术，应当查验其展品的专利权有效证明或者专利许可合同。对未能提供专利权有效证明或者专利许可合同的，不得允许其以专利产品、专利技术的名义参展。
专利行政部门认定参展方侵犯他人专利权或者假冒专利的，展会组织者应当通知参展方解除参展协议，专利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五章专利管理
第三十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专利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范围。
科技计划实施评价体系、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体系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科研绩效考核体系应当包括专利拥有数量、质量以及运用等指标。
第三十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的专利审查制度，避免专利技术的盲目引进、重复研发、流失和侵害他人专利权。
第三十六条 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事业单位专利工作的指导。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专利管理制度，具体落实专利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等工作。商业企业应当建立专利商品进货确认制度，防止销售假冒专利的商品。
第三十七条 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应当指导和帮助会员申请和实施专利，维护会员自身权益，督促会员尊重他人专利权，为会员提供专利咨询等服务。
第三十八条 专利代理、专利技术交易、专利资产评估、专利信息咨询等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依法设立和运营，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当加强自律，提高执业水平，为委托人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不得进行下列行为：
(一)以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
(二)出具虚假报告；
(三)与当事人串通牟取不正当利益；
(四)损害专利权人、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十九条 占有专利资产的国有单位发生合并、分立、上市、改制、清算、投资、转让、置换、拍卖、偿还债务等经济行为涉及专利资产作价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专利资产评估。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专利权有效证明：
(一)以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技术为主要项目内容，申请政府财政资金支持或者政府奖励的；
(二)在展览会、推广会、交易会等展会活动中，参展方在产品、展板或者宣传资料上标注专利标记的；
(三)组织标注专利标记的商品进入商场、超市等市场流通领域销售的；
(四)委托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内容标注专利标记的；
(五)进行专利资产评估的；
(六)办理专利权质押的；
(七)请求海关保护专利产品进出口的；
(八)其他需要确认专利权权属和专利权法律状态的。
第六章保障措施
第四十一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设立的专利专项资金，应当用于资助或者奖励专利申请、促进专利实施、援助专利维权、建设公共信息平台等事项。
专利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具体使用管理办法由市和区、县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专利行政部门制定。
第四十二条 专利行政部门及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建设专利信息平台，建立专利信息服务网络和重点行业、产业专利数据库，促进专利信息的传播、共享、开发和利用。
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捐资、出资、合作等方式参与公益性和增值性专利信息的开发和服务，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第四十三条 专利行政部门指导、推动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和行业组织开展专利预警，监测本市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技术领域的国内外专利状况，制定应急预案，为经济发展服务。
第四十四条 专利行政部门建立专利维权援助机制，为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展专利维权提供服务。
第四十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专利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把专利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纳入法制宣传教育计划和中小学地方课程，支持高等学校开设知识产权课程。
新闻等大众传播媒体应当积极开展专利知识和专利法律、法规的宣传。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支持和参与专利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第四十六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专利的培训工作，建立知识产权培训体系和培训基地，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立知识产权专业，鼓励开展专利人才培养的对外合作，支持引进和聘用国内外高层次专利人才。
第四十七条 评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应当将专利发明人、设计人的相关专利作为评审的依据之一。
对技术进步能够产生重大作用或者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专利，可以作为发明人、设计人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职称的依据。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优秀奖以及市专利金奖、优秀奖的主要发明人、设计人，可以破格申报相关专业技术职称。
市人力社保部门会同市专利行政部门对企业事业单位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人员进行职称评定。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假冒专利的，由专利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处罚，并采取下列改正措施：
(一)在未被授予专利权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终止后继续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或者未经许可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的，责令上述制造、销售的行为人立即消除该专利标记和专利号；专利标记和专利号与产品难以分离的，责令行为人销毁该产品。
(二)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将专利申请称为专利，或者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公众将所涉及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的，责令行为人立即停止散发产品说明书等材料，消除影响，并销毁尚未发出的产品说明书等材料。
(三)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的，责令行为人立即停止上述行为，销毁伪造或者变造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四)其他必要的改正措施。
第四十九条 为明知假冒专利的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由专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为假冒专利制作、发布广告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五十条 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决定生效后，侵权人再次侵犯同一专利权，扰乱专利管理秩序的，由专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五十一条 从事专利服务的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出具虚假报告、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由专利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依法吊销相关证照。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二条 拒绝、阻碍专利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专利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2005年11月17日发布的《天津市专利保护和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95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