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2年3月11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002年3月11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韩杼滨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积极投入严打整治斗争，维护社会稳定
去年，检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重大决策，把维护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部门通力协作，开展打黑除恶、治爆缉枪等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集中整治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的治安问题，认真落实综合治理措施，为严打整治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作出了积极贡献。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41845人，提起公诉845306人，比上年分别上升17.6％和19.2％。
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方针，突出打击黑恶势力等三类严重刑事犯罪。始终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特别是把称霸一方、欺压群众、作恶多端的黑恶势力犯罪作为重中之重，依法严厉打击。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宏观指导和督促检查，对严打中的适用法律问题及时作出司法解释，直接督办了381件重大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各级检察机关适时介入重大案件的侦查活动，依法从快批捕、从快起诉；坚持重事实、重证据，严格掌握法律政策界限。在严打整治中，共批准逮捕三类重点案件犯罪嫌疑人454587人，提起公诉455942人，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把打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对充当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集中力量，深挖严查，上级检察院直接查办或派员督办。全年立案侦查此类犯罪案件279件345人。这些人员中，有的收受贿赂，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活动；有的泄露案情，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有的为黑恶势力的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有的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成员。对这些腐败分子的查处，推动了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开展。
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严惩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检察机关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等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犯罪活动，以及偷税骗税、金融诈骗、走私和传销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全年共批准逮捕此类犯罪嫌疑人26002人，提起公诉23526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就办理制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等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并直接督办了195件重大犯罪案件。为加大打击力度，检察机关加强了与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依法查办了397名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纠正了一批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的案件。
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依法惩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对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组织、策划的爆炸、杀人、纵火等犯罪活动，坚决依法打击，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美国“9·11”事件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发出了严厉打击恐怖犯罪活动的通知；倡议并主办了亚欧国家总检察长会议，促进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司法协作。依法打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批捕、起诉了一批组织和利用“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二、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促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集中力量查办了一批贪污贿赂犯罪大案要案。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36447件40195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1亿多元。在查办的案件中，犯罪数额百万元以上的1319件，涉嫌犯罪的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9452人，县处级以上干部2670人，李嘉廷等6名省部级干部依法受到追究。查办在国有企业转制、重组过程中私分、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17920人，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继续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择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依法严肃查办，全年共立案侦查1906件，比上年上升39.4％。根据近年来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增多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集中追逃专项行动，采取网上通缉、异地协作、敦促自首等措施，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3046名，追缴赃款6.8亿多元。
严肃查办了一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针对渎职犯罪危害严重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重特大渎职案件标准，与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建立了案件移送制度，加强了对查办渎职犯罪工作的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案件8819件。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司法保障，立案侦查涉嫌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报复陷害等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983人。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取得明显进展。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方针，大力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一是把检察预防融入反腐败斗争和综合治理的总体格局，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化预防组织1300多个。检察机关在预防网络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漏洞和问题，向发案单位和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28500多件。开展专题调研，研究发案规律和防范措施，有4000多条预防对策建议被当地党委和政府采纳。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联合部署，在金融证券、国有企业、海关、建筑、医药等八个行业和领域开展系统预防，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三是在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建设工程中开展专项预防，帮助建立防范机制，减少了职务犯罪和建设资金流失。西部地区检察机关围绕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积极开展预防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尊严
加强刑事诉讼监督，注意防错防漏，不枉不纵。各级检察机关围绕严打整治斗争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一方面，以防止打击不力为重点，依法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重罪轻判等问题。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依法监督立案18447件；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批准逮捕的，决定追捕13341人；对应当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决定追诉6440人。对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3875件。对违反规定不交付执行，以及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依法督促纠正8548人次。另一方面，注重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和适用法律关，纠正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依法决定不批准逮捕93760人，不起诉26373人。对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书面纠正意见21278件次。对超期羁押的，依法提出纠正意见66196人，已纠正56389人。
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督促纠正裁判不公问题。针对影响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实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审查当事人申诉，注重对判决、裁定严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以及因枉法裁判导致司法不公的案件进行监督。据检察系统统计，全年依法提出抗诉16488件，法院已审结10145件，其中改判5377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900件。对裁判正确的，耐心细致地做好息诉工作。
严肃查办司法人员贪赃枉法犯罪案件，促进公正司法。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工作中，注意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对司法人员滥用职权、索贿受贿、枉法追诉、枉法裁判、私放在押人员，以及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犯罪案件，坚决依法查处。全年共立案侦查涉嫌此类犯罪的司法人员4342人。
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努力解决告状难、申诉难问题。大力开展文明接待活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全年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656080件次。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各级检察长共接待群众来访188116人次，对其中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72346件直接督办，当年办结55336件。认真办理刑事申诉和刑事赔偿案件，对确有错误的777件依法予以纠正，决定给予刑事赔偿。为加快控告申诉问题的解决，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实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力求将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首次办理环节。
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
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提高队伍政治业务素质。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广大检察人员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理想信念、职业道德和纪律作风教育。开展向生死关头解救人质、制服歹徒的湖南省道县检察长付玲玲，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方工等模范检察官学习的活动，大力弘扬公正执法、热情服务的良好风尚。二是开展执法大检查。各地共自查和交叉检查近三年来办理的有关案件55万多件，对发现的违反程序、执行办案纪律不严等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对处理错误的案件进行了纠正。针对这些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必须严格执行的六条规定》。对检察机关现任处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和检察人员离职、退休后从事律师职业，进行了清理和规范。三是坚持从严治检。严肃查处违法违纪的检察人员406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56人。沈阳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贪污、受贿、泄露国家秘密，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全年有60名领导干部被追究责任，7个省级检察院的负责人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讨责任。四是加强教育培训。组织了全国检察人员基本素质统一考试，促进干警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全年共培训各级检察长和业务骨干34000多人，组织11000多人参加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习，选送一批优秀检察官出国进修，促进了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继续开展争创“五好”活动，深入推进基层检察院建设。采取上级检察院挂牌攻坚、集中培训检察长等措施，重点推动467个工作滞后的基层检察院转变面貌。对其中的210个院领导班子和129名检察长，商同地方党委和人大进行了调整。对已经实现“五好”基本要求的检察院进行抽查，实行动态管理，推动建立长效机制。经过努力，检察机关基层基础工作薄弱的状况有了新的改进。最高人民检察院从干部教育培训、专项经费补助等方面，加大了对西部地区检察机关的扶持力度。继续选派检察官到西部巡讲支教，组织东西部地方检察院互派干部挂职锻炼。在拉萨召开了西藏检察工作座谈会，研究加强西藏检察工作，落实对口援藏任务。
深化改革，为检察工作注入生机与活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检察院建立了侦查指挥中心，提高了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大要案工作的整体效能。推行审查逮捕方式改革，强化对证据的审查，依法引导侦查取证，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到去年底，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检察院达到2729个，择优选任的9022名主诉检察官在严打整治中发挥了骨干作用。27个省级检察院完成了机构改革。在全系统进一步推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对一批检察院领导干部和反贪局长进行了异地交流和内部轮岗。积极推进科技强检。全国检察机关一级专线网已经开通，一些检察院建成了计算机局域网，配备了举报电话自动受理系统和多媒体法庭示证系统，增强了发现、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能力。
自觉接受监督，切实加强和改进工作。各级检察机关主动向人大汇报工作，加强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联系，邀请代表和委员视察，听取批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和提案65件，已全部办结。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改进刑事诉讼执法工作的要求，对检察环节的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问题进行了检查清理，纠正超期羁押2226人。深化检务公开，认真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推行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和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以公开促公正。
一年来，检察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过去的问题，经过努力，有的有所改进，有的还没有得到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司法活动中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等问题，监督力度不够。特别是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缺乏有效的监督办法和手段，仍然是法律监督工作的薄弱环节。二是在执法作风上，少数单位受利益驱动违法违纪办案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检察人员为民执法的宗旨意识不强，作风粗暴，特权思想严重，办关系案、人情案，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一些检察院和领导干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的工作部署和管理制度没有落实。三是一些检察人员执法观念陈旧，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偏低，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不强，办案质量不高，不适应新形势下工作发展的要求。四是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检察工作科技含量低，办案经费紧缺，装备落后，边远贫困地区的基层检察院困难更大，影响了工作开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工作指导上不够深入，对上述问题研究、解决的力度不够，负有领导责任。我们将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提高队伍素质，深化管理制度改革，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检察工作不断发展。
各位代表：
今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检察机关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继续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深挖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依法打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坚持不懈地打击制假售假、偷税骗税、金融诈骗、走私和传销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为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新贡献；进一步加大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力度，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继续加强发案单位个案预防、重点行业系统预防和重大工程专项预防，综合运用检察职能，更好地为西部大开发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取得新成效；大力强化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依法监督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坚决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贪赃枉法犯罪，在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方面取得新进展，努力推进依法治国，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确保上述任务的完成，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突出“强化监督，公正执法”的主题，推动法律监督工作与时俱进。增强法律监督意识，努力探索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以及刑罚执行监督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积极提出完善监督程序的立法建议，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实效，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增强公正执法和保障人权意识，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保障司法公正，坚决排除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支持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增强接受监督和制约意识，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监督，强化内部制约机制，制定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案件证据标准和职务犯罪办案质量考评标准，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执法行为，严格办案纪律，切实保证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二，做好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检察工作，努力适应改革开放的新要求。认真研究加入世贸组织后检察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按照法制统一、公开透明和非歧视原则，进一步更新执法观念，完善执法机制，加强司法解释工作，增强执法透明度和公信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把握经济领域犯罪的新动向、新特点，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洗钱等犯罪活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检察人员中进一步普及世贸组织知识，开展专项培训，培养一批懂法律、懂外语、懂经济的复合型人才。扩大国际交流和司法协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做好涉外案件的检察工作，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供司法保障。
第三，深化检察改革，创新管理机制，提高执法水平和工作效率。深化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改革，建立和规范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完善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建成上下一体、反应灵敏的侦查指挥和协作机制，提高突破大要案的整体能力。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抓紧完成地方检察院机构改革。扩大检察人员分类管理试点，探索建立符合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特点的队伍管理机制。大力推进科技强检，加强信息技术在检察工作中的应用，提高办公、办案信息化水平。
第四，以改进执法作风为重点，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关于把今年作为转变作风年的要求，着重解决执法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强执法为民的宗旨意识。不断改进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全面推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更好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切实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纠正特权思想、霸道作风。按照以德治国的要求，实施《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强化职业自律，弘扬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坚持从严治检，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肃查处检察人员违法违纪案件。认真落实修改后的检察官法，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中择优选任检察官，抓紧组织对现任检察官的教育培训，优化队伍结构，推进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第五，坚持不懈地推进基层检察院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三年基层检察院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我们将以确保公正执法为目标，以规范管理和提高执法水平为重点，继续狠抓基层检察院建设，进一步提高基本素质，加强基础工作，完善基本保障，在新的起点上把基层检察院建设继续向前推进。
各位代表，在新的一年里，检察机关将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本次全国人大会议精神，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以检察工作的新成绩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了比较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新刑诉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从理论上看，只要是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都应该依法予以排除，但司法实践并非总是如此完美。新刑诉法第54条第2款规定非法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可非法证据往往会以各种形式，合法地“钻进”起诉意见书、起诉决定书和判决书，冠冕堂皇地成为定案定罪的依据。就刑事案件而言，起诉意见和起诉决定固然重要，但庭审更像是案件的“总闸”，所有证据都会在法庭上“公开亮相”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证，只有在庭审环节经受住“考验”才能最后成为定案的证据，案件才能尘埃落定。所以，检察官如何在庭审环节应对和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确保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具有关键性的重要作用，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首先要准确理解非法证据的概念。新刑诉法第48条规定的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八类，无论是哪一类证据，证据原本只是一种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其本身并没有合法非法之分。非法合法之说，是就证据的收集方法而言，是基于收集方法的不同而对证据所作的一种人为划分。所谓非法证据，就其本质而言，指的是非法获取的证据。何谓“非法获取”?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比较典型的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规定，其含义是以酷刑、残忍及其他不人道的方式取得的被告人或第三人的口供或情报。而我国刑诉法规定的“非法证据”，可以从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两方面来理解:从实体标准上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即口供以及物证、书证，口供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除此之外，都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证据;从程序标准上看，口供被认定为非法证据的，必须是在获取的方法上属于非法，而“非法”的程度又有轻有重，有一般的违法和严重的违法，一般违法获得的证据只能说是有瑕疵的证据，不应认定为非法证据而一律予以排除，只有那些严重违法获得的证据才属于非法证据，才应当予以排除。而书证、物证，只有在其获取的方法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且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而又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才予以排除，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排除。虽然这一规定与《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中的规定相比尚有不少差距，但从历史视角看，我国刑诉法正逐步接近国际标准，这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实践中应特别注意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准确把握和理解，具体可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有关刑讯逼供立案标准所列举的非法手段，即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或者是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即所谓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中的“等”字，应理解为是与刑讯逼供这一手段程度相当的行为。
其次要细致部署庭审策略。从某种程度来说，公诉人在庭审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与否将直接影响庭审的效果，甚至决定案件的胜败。因此，为了使案件在庭审时尽可能不出现意外，公诉人应当事先仔细审阅案件的全部事实证据，一旦发现有非法的言词证据或实物证据，应主动通过合适的程序予以排除。为了尽早发现非法证据，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还应充分聆听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耐心观看相关的全程录音录像，在确认不存在非法证据的情况下，再精心预设辩护方的辩解和质疑、谨慎部署公诉的技巧和策略等，尤其要特别注意案件中出现的细节问题和相关知识，这样才能在庭审时做到胸有成竹、知己知彼，沉着应战。
最后要积极调动相关证人。在英美法系的抗辩式诉讼模式下，庭审有如没有硝烟的战场，法庭辩论激烈精彩，交叉询问的成功与否对案件的胜负起着关键作用。我国的庭审虽没有英美国家那么激烈，但为了排除有罪证据中分量比较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有时候被告人和律师也会施展各种手段。在法庭上公诉人不但自己要沉着冷静，不慌不忙，给人留下一个正直、可信的形象，而且要鼓励相关证人从容应对辩护方可能提出的种种刁钻问题;既要统筹兼顾事先协调好每一个证人证言的作用，又要随时调整应战策略，根据辩护方提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和理由，一一进行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应答和说理。但是，如果辩护方提供的线索或者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该证据确实属于非法证据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可能性的，公诉人也应当坦然地接受被排除的结果。总之，公诉人在法庭上，应表现出胸有成竹、非常自信的神态，并尽可能自始至终地发挥积极主动性，如必要时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的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或不能当庭举证时，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等。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庭审时，无论是依照哪种程序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都要承担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责任，而作为辩护方，是不承担任何证明证据是非法收集的责任的，相反，他们只是有权利提供相关的线索或证据。当被告人出现当庭翻供时，如果是检察机关自身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因整个讯问过程都采用了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公诉人只要提供讯问笔录、现场播放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结果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也就一目了然。
如果是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在目前不少地区还没有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情况下，只能提请法院通知有关的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新刑诉法还进一步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但法律并没有对有关人员拒绝出庭作证规定什么相应的惩罚措施。因此，在需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下，公诉人一定要事先做好侦查人员或相关人员的工作，除了动员劝说其出庭外，还要告诫其在法庭上切不可撒谎。因为侦查人员的诚信问题事关重大，从常理来分析，即便侦查人员在讯问时曾使用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口供，他当庭一般也是不愿承认的。这不仅会影响个案正义的实现，也会对整个司法的公信力产生极坏的影响。如果老百姓认为一个公职人员竟然当庭撒谎，长此以往，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侦查人员在法庭上被人怀疑撒谎、其诚信受到极大损害时，公诉人应该怎么办?事实上，一个已起诉到法庭的刑事案件，其证据不可能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口供，只要其他证据仍能环环相扣、互相印证，保证了结果的唯一可能性，即使经过法庭审理，口供被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情形而被排除的，公诉人仍可以取得庭审的成功，正如新刑诉法第53条中规定的: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