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奥地利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中国政府 奥地利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奥地利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０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奥地利共和国政府，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或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对所得和财产征收的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
二、对全部所得、全部财产或部分所得、部分财产征收的所有税收，包括对转让动产或不动产的收益征收的税收以及对财产增值征收的税收，应视为对所得和财产征收的税收。
三、本协定特别适用于下列现行税种：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个人所得税；
２．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
３．外国企业所得税；
４．地方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在奥地利共和国：
１．所得税；
２．公司税；
３．董事税；
４．财产税；
５．替代遗产财产税；
６．工商企业税，包括对工资总额征收的税收；
７．土地税；
８．农林企业税；
９．闲置土地价值税。
（以下简称“奥地利税收”）
四、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增加或者代替第三款所列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作的实质变动，在其变动后的适当时间内通知对方。
第三条 一般定义
一、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中国”一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实施有关中国税收法律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勘探和开发海底和底土资源以及海底以上水域资源的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二）“奥地利”一语是指奥地利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奥地利共和国的领土；
（三）“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的用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或者奥地利；
（四）“税收”一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税收或者奥地利税收；
（五）“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和其他团体；
（六）“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七）“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八）“国民”一语是指所有具有缔约国一方国籍的个人和所有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建立或者组织的法人，以及所有在税收上视同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建立或者组织成法人的所有非法人团体；
（九）“国际运输”一语是指在缔约国一方设有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的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
（十）“主管当局”一语，在中国方面是指财政部或其授权的代表；在奥地利方面是指联邦财政部长。
二、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时，对于未经本协定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应当具有该缔约国关于本协定适用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
第四条 居民
一、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他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分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缔约国的居民；如果在缔约国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的缔约国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的缔约国无法确定，或者在缔约国双方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缔约国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为是其国民的缔约国的居民；
（四）如果其同时是缔约国双方的国民，或者不是缔约国双方任何一方的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根据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通过协商设法解决。
三、由于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应认为是其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的居民。
第五条 常设机构
一、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
（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他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仅以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为限；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者其他人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为同一个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提供的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仅以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月的为限。
四、虽有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进行其他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专为本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六款规定的独立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代表该企业签订合同，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仅限于第四款，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代理人。
七、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 不动产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他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七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除适用第三款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管理和一般行政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缔约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并不妨碍该缔约国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纳税的利润。但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在第一款至第五款中，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定其他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他各条的规定。
第八条 海运和空运
一、以船舶或飞机从事国际运输取得的利润，应仅在该企业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二、第一款的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利润。
第九条 联属企业
当：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些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第十条 股息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股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
（一）如果该受益所有人是直接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百分之二十五选举权股份的公司，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百分之七；
（二）在其他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本款规定，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所征收的公司利润税。
三、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他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
四、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收任何税收。但支付给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对于该公司的未分配的利润，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的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也不得征收任何税收。
第十一条 利息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利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在缔约国一方的利息应在该缔约国一方免税，当该利息是支付给：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２．中国人民银行；
３．直接或间接提供贷款的中国银行或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二）在奥地利共和国：
１．奥地利共和国政府；
２．奥地利国家银行；
３．奥地利控制银行公司。
四、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
五、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六、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缔约国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专有技术、商标、设计、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也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持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情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企业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四、转让一个公司财产股份的股票取得的收益，该公司的财产又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缔约国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五、转让第四款所述以外的其他股票取得的收益，该项股票是在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参股的，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六、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取得的收益，发生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是，如果这种收益不是发生于缔约国另一方，应仅在转让者为居民的缔约国征税。
第十四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该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
（二）在有关历年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一百八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缔约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二、“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五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除适用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受雇的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受雇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受雇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有关历年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受雇而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企业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第十六条 董事费
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他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者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非归属表演家或者运动员本人，而是归属于其他人，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缔约国征税。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表演家或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按照缔约国双方政府的文化交流计划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应予免税。
第十八条 退休金
一、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或地方当局按社会保险制度公共计划或特别基金支付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款项，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九条 政府服务
一、（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对履行政府职责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１．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或者
２．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
该项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支付的或者从其建立的基金中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是其国民的，该项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向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举办的事业提供服务取得的报酬和退休金。
第二十条 教师和研究人员
任何个人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在该缔约国一方的大学、学院、学校或该缔约国政府承认的教育机构或科研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从其第一次到达之日起停留时间不超过三年的，该缔约国一方应对其由于教学、讲学或研究取得的报酬，免予征税。
第二十一条 学生和实习人员
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另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该缔约国另一方应对以下款项免予征税：
（一）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从该缔约国另一方以外取得的任何款项；
（二）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从国家、慈善、科学、文化或教育机构取得的奖学金、补助金和生活费；
（三）其在缔约国另一方为接受实际培训的目的受雇取得的报酬，以在任何纳税年度中总计不超过六个月的为限。
第二十二条 其他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的所得，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他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各项所得，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而发生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二十三条 财产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拥有并坐落于缔约国另一方的第六条所述的不动产构成的财产，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所设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构成的财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所使用的固定基地的动产构成的财产，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飞机构成的财产，或者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的动产构成的财产，应仅在该企业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四、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其他所有财产，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二十四条 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一、在中国，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中国居民从奥地利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奥地利缴纳的税额，应允许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相应中国税收数额。
（二）从奥地利取得的所得是奥地利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股息，同时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的奥地利税收。
二、在奥地利，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奥地利居民取得或拥有按照本协定的规定可以在中国征税的所得或财产，适用第（二）项规定的除外，奥地利应对该项所得或财产免予征税。但是，在计算该居民其余所得或财产的税额时，奥地利可以对该免税所得或财产予以考虑。
（二）奥地利居民取得按照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四款至第六款和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在中国征税的所得项目，奥地利应允许从对该居民的所得征收的税收中扣除等于在中国支付的税收数额。但是，该项扣除不应超过给予扣除前所计算的归属于从中国取得的上述所得项目的那部分税额。
（三）为了上述第（二）项的目的，在中国支付的税收应视为是：
１．在股息和利息情况下，该项所得总额的１０％；
２．在特许权使用费情况下，该项所得总额的２０％。
（四）当奥地利居民公司拥有中国居民公司至少百分之十的资本时，虽有第（二）和第（三）项以及有关公司间股息处理的奥地利法律的规定，奥地利应对该公司的股息免征所得税，并对该公司的股份价值免征财产税。
第二十五条 无差别待遇
一、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第一条的规定，本款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税收负担，不应高于该缔约国另一方对其本国进行同样活动的企业。本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给予该缔约国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税也必须给予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三、除适用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七款或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同样予以扣除。同样，缔约国一方企业对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任何债务，在确定该企业的应纳税财产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对该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债务同样予以扣除。
四、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他同类企业的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五、虽有第二条的规定，本条规定适用于各种税收。
第二十六条 协商程序
一、当一个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本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可以提交本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四、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七条 情报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为实施本协定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特别是防止偷漏税的情报。情报交换不受第一条的限制。缔约国一方收到的情报应与按照该缔约国国内法得到的情报同样作密件处理，仅应告知与本协定所含税种有关的查定、征收、执行、起诉或裁决上诉的有关人员或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情报，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透露有关情报。
二、第一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情报；
（三）提供泄漏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密、贸易过程的情报或者泄漏会违反公共政策的情报。
第二十八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规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税收特权。
第二十九条 生效
本协定在缔约国双方通过外交途径交换照会通知对方已履行为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的法律程序之月后的第三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本协定将适用于交换照会年度次年历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任何纳税年度。
第三十条 终止
本协定应长期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五年后任何历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对终止通知发出年度次年历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任何纳税年度停止有效。
缔约国双方全权代表，经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十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德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奥地利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金 鑫 布科夫斯基
（签字） （签字）
附件： 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奥地利共和国政府在签订两国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时，达成如下协议，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一、关于第五条：
虽有本协定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其他人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与销售或者出租机器设备有关的咨询劳务，应不视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
二、关于第七条：
（一）在确定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的利润时，应仅将位于该缔约国的常设机构从事活动产生的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如果企业总机构、其他常设机构或第三者提供同上述活动相关或无关的机器、设备，上述货款不应计入该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的利润。
（二）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缔约国进行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有关的计划、设计、建造或研究活动取得的所得，以及进行技术服务取得的所得，不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虽有第三款的规定，常设机构使用专利或者其他权利支付给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他办事处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其他类似款项，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以及因借款所支付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都不作任何扣除（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同样，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也不考虑该常设机构从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他办事处取得的专利或其他权利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其他类似款项，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以及贷款给该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他办事处所取得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
（四）本条“利润”一语包括任何合伙人从其参与合伙企业取得的利润，在奥地利方面，包括从参与按照奥地利法律建立的隐名合伙企业取得的利润。
三、关于第十一条：
在第十一条第二款中，支付给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利息，应仅按该利息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征税。
四、关于第十二条：
在第十二条第二款中，对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或科学设备而支付的任何特许权使用费，应仅按该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征税。
缔约国双方全权代表，经双方正式授权，已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为证。
本议定书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十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德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应以英文本为准。
注：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自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奥地利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金 鑫 布科夫斯基
（签字） （签字）
论审前准备程序中几对关系问题的定位
陈冲
（海门市人民法院）
摘要：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已成为各国民事诉讼立法的共同选择。我国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审前准备程序。构建审前准备程序应考虑三大关系问题的定位：（1）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的关系；（2）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3）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关键词：审前准备程序；民事诉讼；当事人
在民事诉讼制度中设置审前准备程序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均有关于审前准备程序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对审前准备作出了规定，但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审前准备程序，不具备审前准备程序所具有的确定争点、固定证据、促进和解的功能。设立审前准备程序的必要性已成为不争之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设立审前准备程序。通过合理的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促进审理集中化，二是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的可能 。审理准备程序的构建应考虑以下几对关系问题：（1）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的关系；（2）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3）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一、审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
各国不管设置什么样的审前准备程序，其设立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庭审目标的实现 。基于程序公正和公开的要求，法律设定某种特定的形式和程序来约束法官的审理行为是必须的，这种形式和程序便是开庭审理。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是法官应当通过公开、对决的开庭审理获得有关案件的信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案件当事人孰胜孰负的最终结论，即以庭审为中心。庭审需要当事人和法官对席、公开、直接、言词，故庭审应尽可能通过一次性集中审理而结束。审前准备程序基此产生了存在的必要。“完备的庭前准备+一次性集中审理”成为理想的纠纷解决模式。各国设立审前准备程序最初目的都是为了实现集中化审理，避免当事人的诉讼突袭，提高庭审的效率。
审前准备程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实现立法者在设立时确立的上述价值外，渐渐衍生出其具有削减纠纷的独特价值，通过当事人和解、简易判决、不应诉判决等审前排解纠纷的形式，使大量案件消减在庭前。使庭审程序真正适用于哪些存在实质性争点的案件。这可能是当初立法者没有明确确立的立法目的，在不经意间反而成为审前准备程序一个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审前准备程序的存在决不是程序的繁琐和复杂，而是程序公正和庭审效率的内在要求，审前准备程序具有的消减纠纷、排除庭审的功能，使“准备程序+一次性开庭审理”成为既确保程序公正，又保证诉讼效率的一种理想的诉讼模式，现代西方国家纷纷采用这一模式即说明了这一点。
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律决定了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必然性，无论简单案件还是复杂案件，其进入民事诉讼便意味着审前准备程序的启动。所不同的只是：适用于简单民事案件的审前准备程序相对简单，而复杂民事案件所适用的审前准备程序则应当相对复杂而已。我们必须根据每一案件的复杂程度，在程序的设计上安排多种形式的审前准备程序，供当事人选择。那种认为简单民事案件可不适用审前准备程序直接实行“一步到庭”的观点，是对民事诉讼规律的漠视。
庭审程序对于案件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并非每一案件都必经庭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本质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的事实争议，因程序公正的需要，法官必须通过直接、言辞、公开的庭审方式听取。如果当事人对事实无争议或者自愿放弃庭审权利，案件就没有必要通过开庭方式加以解决。因此在程序的设计上，除了设置司法ADR等当事人庭前和解程序,还必须设置简易判决、不应诉判决等无须通过开庭解决案件的程序。西方国家纷纷改革民事诉讼程序，一定程度上就是改革审前准备程序，而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就是如何发挥审前准备程序消减纠纷的功能，以适应民众诉求与司法资源不匹配的矛盾，以缓减司法迟延，司法ADR等由此应运而生。我们在改革审前准备程序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在保证当事人有被听审权利的同时，发挥审前准备程序消减纠纷的功能，节约国家宝贵的庭审资源，同时减轻当事人在诉讼阶段的投入。
二、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
“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地位问题，是一切民事诉讼制度的中心问题” 。当事人权利与法官职权，是推动诉讼程序运行的动力，当事人权利与法官职权在程序控制中的动态均衡，决定了不同诉讼结构、模式及其功能的差异。审前准备程序作为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一环，该阶段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的不同配置，决定了不同的审前程序的模式。
以诉讼中法官职权和当事人诉权的不同作用来划分，根据民事诉讼法学者的研究，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类型化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大基本模式。至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各自的构成特征和划分标准问题，学者们在认识上分歧很大。主要有两种划分标准。一种是根据程序主体对诉讼程序的控制权作划分，如果当事人掌握了诉讼程序运行的主导权，就称为当事人进行主义，反之，如果法官负责程序的运行，就称为职权进行主义。另一种是根据程序主体在形成审理对象上的不同作用作划分，如果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就称之为辩论主义，反之，如果法官在收集证据及诉讼资料上拥有主导权，则称之为职权探知主义 。
根据当事人和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运作中的不同主导权来加以区分。英美法系审前准备程序采当事人进行主义，程序的运作由当事人主导，比较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相对消极。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审前准备程序采职权进行主义，法官被课以一种促进诉讼的义务，准备程序展开后的各种程序问题几乎都是由法官主动负责处理，法官甚至可以采取所有具有准备性质的诉讼指挥权，法官在案件早期阶段就积极介入，以求得案件的迅速解决。大陆法系的法国虽然在法律上赋予准备程序法官极大的诉讼指挥权，法官可以决定程序的启动、终结、确定当事人准备活动的期限，但大部分法官的职权活动都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的。两大法系各国民事诉讼目前都面临着如何公正、迅速、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的共同任务，因此各国都在加强法官职权作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通过法官依职权运作诉讼，是一种加强法官职权作用的做法。英美法系加强法官职权作用是另一种做法，并不是以法官职权运作程序的方式完全取代当事人运作诉讼，而是法官依职权对当事人运作的诉讼程序加强管理和监督。美国1983年修改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将对发现程序的管理作为法官的职责，通过从发现程序开始时指定其结束期限，到实际展开过程中对种种程序问题的调整，法官开始日益普遍地发挥更为积极的管理职能。
根据当事人和法官在争点确定和诉讼资料的收集和提供上的不同主导权加以区分。无论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就当事人决定事实争点并负责就争点提供证据而言，两大法系国家均采同一立场，采辩论主义。辩论主义体现了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当事人间私权利的纠纷，在国家权力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上，国家权力要受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和约束，当事人不主张、不争执的事实，法院不能主动审判。在辩论主义的原则下，法院的审理范围被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所限制，禁止法官主动处理当事人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当事人主张对法官行动的限制。就决定被审理的案件实体而言，两大法系当事人均处于支配诉讼的地位，实际均是当事人主义。
我国目前诉讼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诉讼迟延，而是法官的超职权作用。我国传统民事诉讼模式被认为是一种超职权主义模式，此模式片面地认为民事诉讼的本质是法院查清案情，解决纠纷，而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传统民事诉讼模式要求法官在审前准备阶段就必须对案件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全面审核，主动调查收集证据，要求在庭前把案件事实搞清，造成庭审形式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经认识到了这种超职权主义的危害，逐步弱化法官的职权。可以说，与世界各国不断强化法官职权的时代潮流相较而言，对于实行典型职权主义模式的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恰恰是从英美法日等国的对岸出发，向他们迎面走去，需要弱化法官的职权 。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应以当事人行使诉权为本位，把诉权置于制约审判权的优先地位，而审判权的行使则以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实现为宗旨。就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而言，就是要发挥当事人对争点形成和证据收集的决定作用，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和证据法官不得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法官应当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法官庭审中对事实和证据的审查范围也仅限于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
同时，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构建也应尽量避免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法院除对当事人的争议拥有认定事实并依法作出裁判权外，还有一个主要职权，就是保障当事人进行的民事诉讼活动在法律规定的程序框架内顺利进行。我们在审前准备程序的设计时，除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实现，还必须加强法官对审前准备程序的监督和管理，以促使审前准备程序发挥正当功能，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主要来自大陆法系的德国法传统，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程序设计应借鉴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经验。程序运作由法官依职权主导，但就争点的形成和证据资料的提供而言，应采辩论主义原则，由当事人进行主导。
三、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在其《诉讼法系之再考察》中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事诉讼的普遍理想在于实现妥当、公正、迅速、廉价的纠纷解决。妥当和公正代表了诉讼的正当性概念，迅速和廉价代表了诉讼的效率性要求。诉讼的正当和效率要求贯穿整个诉讼过程，两者有时能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但有时又处于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状态 。
在制度上以获得判决为目标的民事审判中，法官被要求必须主要通过开庭审理这种场合和形式来了解把握案情，这个规范性的要求主要来自于诉讼的正当性要求，而并非效率性要求。以典型的调解过程为例，调解者可以不拘形式地分别询问当事人，随时提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说服当事人接受这种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要比公开对抗的庭审程序更为容易“吃透案情”，更具效率。但是为了使判决本身获得正当性，审判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当事人诉权的制约，法官把握了解案情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必须按一定的程序要求，于特定的场合或形式下进行，这就是开庭审理。开庭审理不可能随时随地进行，如无必要的准备，往往会造成审理时间的拖延，庭审的内容也无法达到充实及集中的要求，大大影响庭审的功效。为了使法官真正通过有限的开庭审理来取得作为判决基础的诉讼资料，在开庭之前作一定的准备就成为必要。为防制当事人滥用审前准备程序，法官介入和控制审前准备程序便成为必要。如何合理界定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的介入度，既保证法官不至于在没有充分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形成对案情的实体性判断，又保证为开庭作好准备，使庭审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有效进行，便成为准备程序设计和运作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我国传统“四步到庭”的弊端在于法官在庭前对案情介入过深，职权过大，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庭审成为法官验证先验观点的场所，使庭审形式化。而“直接开庭”、“一步到庭”的弊端却在于法官对案情丝毫不介入,法官与当事人间缺乏案件信息的必要交流，造成庭审的非效率化。
合理界定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的介入度，既保证审前准备程序有序进行，不致拖沓，又防止法官介入过深，导致思维定势。理想的制度设计是当事人在准备程序中，在实体和程序均已作好充分准备，而法官只能在程序上作好充分准备，而不能在实体上作好充分准备。法官在准备程序中只能从事准备行为，而不能从事审理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