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明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 , 殷鑫 华中师范大学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知情权/信息披露/风险提示/适合性规则
内容提要: 随着金融产品走向多样化、专业化，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交易中的信息弱势地位日益凸显。传统法律将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视为平等的民事主体，未要求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履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义务，从而使两者处于权利义务不对等状态，并由此引发了诸多金融机构侵犯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有鉴于此，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在立法中对金融消费者实行倾斜保护，强化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义务，引入适合性规则。我国立法并未在实质上贯彻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在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保护上存在诸多缺陷，亟须进行改革。
当今，在金融产品日益多样化、专业化的情势下，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对称使金融消费者极易受到销售者的误导和欺骗，以致遭受惨重损失，[1]从而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为了补强金融消费者的信息弱势地位，维护金融稳定，一些发达国家统合了金融监管，用金融消费者概念取代原三大领域的投资者、存贷款人、投保人等概念，赋予金融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并设立了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实行倾斜性的法律保护。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仍依据不同的金融机构区分不同的交易和服务对象，并对他们实行有区别的保护，并未在实质上贯彻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国内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银行和保险领域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上面，而较少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机制研究扩展到证券领域。即使在少数涉及证券消费者保护的研究中，关于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论述也是少之又少。有鉴于此，笔者试对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作些分析，以期对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有所助益。
一、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法理基础
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进行金融产品交易之前、之中及之后所享有的要求金融机构向其全面、准确、及时、透明地披露有关信息的权利。知情权的保护一方面是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权利义务关系的体现，另一方面则是追求公平正义价值的体现。
（一）保护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是权利义务关系的体现
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转让债权债务的法律关系，金融产品则是这一法律关系中的交易对象。金融产品在具有一般商品属性的同时又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尤其是在证券无纸化、权利证券化之后，在外形上虽然表现为金融账户中不断变化的数字，但在实质上却为产品相关信息的组合。这些信息由生产者的经营情况、资产运营情况等信息组成。以股票为例，证券无纸化后，发行人所“生产”的股票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其品质、规模、价值或价格等因素都体现为发行人的资本运营信息、盈利状况、预期利益等，而消费者在决定交易时所依赖的则是这些信息的组合，也就是招股说明书中的数字。[2]由于金融产品的无形性，金融产品质量的好坏无法通过感官判断，因此金融从业者为了向金融消费者推荐其金融产品，他们必须将该产品的构成、风险、盈利等显示该产品质量状况的信息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传递给金融消费者。如果金融从业人员未真实、客观地传递金融产品的相关信息，那么金融消费者就无法准确判断该产品质量的高低。传统消费中，生产者或销售者有义务保证其所销售产品的质量合格；若因产品存在缺陷而给消费者或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金融产品属于产品的一种，因此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同样有保证金融消费者获取合格质量的金融产品的义务，如果未履行该义务则同样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金融产品质量的合格具体表现为信息质量的合格，即金融机构所披露的信息符合全面、准确、及时和透明的要求。
在一些金融产品如银行综合理财服务产品、基金等交易的法律关系中，金融消费者需要将其投资资金的使用权让渡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掌握了金融消费者的资金后将其汇集起来进行运筹和使用。在盈利的状况下，金融机构会将资金运营所获收益分配给金融消费者；而在亏损的状况下，所有购买该产品的金融消费者均要承担亏损的后果。此外，无论金融消费者所购买的金融产品是否亏损，其均需要向金融机构缴纳一定的服务费用。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金融机构在享有资金使用权及费用收取权的同时应当向金融消费者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然而，现实中很多金融机构未能如实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如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之后，银行始终未向其披露该理财产品的经营状况，在出现亏损时，银行也未向其告知亏损的原因。[3]为使双方的权利义务达到均衡，法律应当赋予金融消费者获取相关信息的权利，要求金融机构向金融消费者披露金融产品整个经营阶段的信息，在发生亏损时还应当向金融消费者说明亏损的原因。
（二）保护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是追求公平正义价值的体现
传统民法以当事人的平等为基础。在双方当事人缔约之时，各方均需由自己来收集与该缔约有关的信息，并依据对相关信息的分析做出缔约与否的决定，法律一般不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强加信息披露义务。在双方当事人地位完全平等的情况下，此种保护模式当然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要求；而在双方当事人地位悬殊的情况下，该种保护模式必然违反公平正义的价值要求。金融交易市场中金融消费者处于明显弱势地位。这种弱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１）信息掌握的弱势性。金融产品由金融机构自己开发或从国外引进，并且具有极强的专业性、风险性。关于金融产品的结构、特性和其存在的风险，金融从业者较金融消费者熟悉、了解，因此在金融产品的认知上，金融从业者具有绝对优势。（２）交易选择的依赖性。由于金融产品的无形性，金融消费者在支付对价之后并非能够取得相应的对价“物”，因此金融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款在安全方面是否有保障是其购买金融产品时的判断依据，而该依据又依赖于金融机构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的该金融产品的相关信息。对于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金融机构来说，如果法律不要求其承担披露金融产品相关信息的义务，就很难避免其利用优势地位向金融消费者提供虚假、遗漏、过时的具有诱导性的信息。为平衡当事人之间在信息收集、掌握、理解、辨别等方面的差距，促使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达到实质上的交易平等，确保金融消费者能够依其自我意识判断来决定交易与否，应当赋予金融消费者充分的知晓其所购买的金融产品的构成、运营、风险、盈利等信息的权利。
为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在投资领域有必要区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与金融机构在经济实力、信息掌握和承担风险的能力上存在极大差异；而机构投资者在上述能力方面与金融机构相当，两者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因此法律不需要对机构投资者实行倾斜保护。韩国２００７年出台的《资本市场与金融投资者服务法》（以下简称《资本市场统合法》）即一改以往对所有投资者进行统一保护的状况，区分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4]其原因在于韩国之前的金融法规并没有考虑投资人的特性，而让所有的投资人适用同一水平的投资人保护措施，导致出现对可以承受较高投资风险的专业投资者形成过度保护而对一般投资者的保护则明显不足的现象。《资本市场统合法》则以投资者承受风险的程度为基准，将投资者区分为一般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其中，对一般投资者的保护措施给予加强，而对专业投资者的保护则予以大幅减少。《资本市场统合法》对个人投资者保护的倾斜体现在，金融机构向个人投资者推荐金融产品时，应有义务详细说明金融投资产品的内容及投资风险；若金融机构未履行法定的说明义务而导致个人投资者发生投资损失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比较法考察
传统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并未接纳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而是将个人投资者与金融机构视为平等的法律主体，奉行风险自负的原则，未赋予金融消费者充分知悉金融产品相关信息的权利，使其与金融机构之间处于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均衡状态。现实中爆发的一次次金融危机证实了完善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体系的必要性。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如建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接受对金融消费者实行倾斜保护的理念，并特别注重对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的建立
２０００年英国颁布《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实现了对银行、保险、证券的统合规制，率先提出了金融消费者概念，并授权金融服务管理局（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ＦＳＡ）对金融消费者实行统一保护。统观英国金融统合法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十分注重金融信息的披露立法，并重视对公众进行金融知识教育。《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赋予ＦＳＡ获取金融机构信息的权力，即ＦＳＡ有权要求金融机构在一定的时间内提供ＦＳＡ所需的相关信息或文件，且该信息或文件中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在享有信息收集权力的同时，ＦＳＡ负有持续记录金融机构的相关信息及向公众披露其记录的非商业性信息的义务，金融消费者则享有获取ＦＳＡ记录的相关信息的权利。[5]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将危机产生的一项重要原因归结为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力。对此，美国政府进行了大幅度的金融改革。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８日，美国政府出台了《金融监管改革：新的基础》（以下简称《新的基础》）的改革方案。其核心是对金融产品的消费及服务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该方案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ＣＦＰＡ），把分散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机构中涉及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权统一集中归ＣＦＰＡ行使。设立该机构的目的是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透明度，以简单明了的程序、公平、负责的态度保障消费者免受欺诈。[6]然而，该方案并未在实质上统合对金融市场上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仍区分了投资者（主要是证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消费者）和金融消费者（证券期货市场以外的消费者），前者仍由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Ｃ）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ＦＴＣ）负责保护，后者由ＣＦＰＡ负责保护。[7]因此，ＣＦＰＡ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能并非像英国ＦＳＡ那样广泛。虽然由不同机构对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进行分别保护，但新方案强化了ＳＥＣ对投资者的保护职能，要求金融机构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日本虽然并未在立法中要求建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但２０００年《金融商品销售法》打破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的界限，以金融消费者为保护对象进行立法，对金融机构的说明义务、劝诱行为的适当性及金融机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作了统一规定，并适用于所有金融消费者。[8]日本２００６年制定的《金融商品交易法》进一步统合了对证券、信托、金融期货、金融衍生品等投资性金融产品的规范，区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并对个人投资者实施倾斜性保护。与《金融商品销售法》相比，《金融商品交易法》大大加强了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保护，具体包括广告规制、缔约行为规则（交易形式的事先说明义务、缔约前的书面交付义务、缔约时的书面交付义务等）、禁止行为规则（提供虚假信息、提供断定的判断、未经邀请劝诱）、适合性原则等。其他行业法如银行法、保险业法、信托法等均适用这些行为规范，接受同样的行为规制。[9]与日本类似，韩国也未在立法中要求建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但《资本市场统合法》实现了金融投资领域的统合监管，对个人投资者实施特殊保护，将分散在原来的金融法令中的金融产品信息披露义务扩大适用到所有的金融投资公司，并引进了适合性规则，加强了对个人投资者知情权的保护。
（二）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义务的强化
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的强化主要体现为要求金融机构向金融消费者进行全面、准确、及时和透明的信息披露。风险提示义务主要是针对消费者不具备风险预见和分析能力所提出的，即在金融产品有可能造成金融消费者本金亏损时要求金融机构向金融消费者做出风险揭示并说明亏损原因。
全面的信息披露包括全程披露和全方位披露两个方面。
１．全程披露要求信息披露时间的持续性。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要求信息披露贯穿交易合同缔结之前、之时两个阶段。缔约之前要求金融机构向金融消费者披露重要事项，重要事项为足以影响金融消费者做出交易与否的信息；缔约之时同样要求金融机构向金融消费者披露相关重要事项，此处的重要事项主要是指可能造成金融消费者亏损的事项；虽然该法中未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缔约之后的信息披露义务，但在日本的实践中大多要求销售者在缔约后向金融消费者继续提供相关金融产品的信息。[10]欧盟２００４年制定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将投资者区分为零售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其中对零售投资者给予特殊保护，要求金融机构对零售投资者进行全面的信息披露，包括投资前、中、后三个阶段。投资前，金融机构要向金融消费者说明其公司和所提供服务种类的情况，包括该机构的主营范围和其所提供给客户的服务、托管安排、利益冲突、投诉及投资者赔偿计划；此处还需说明其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属性、风险，并对投资计划、目标、风险程度、产品或交易类型及估价做出预测。交易中，要求金融机构向金融消费者提供书面报告，报告应当记载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关于双方的权利义务所达成的一致协议和其他金融机构向金融消费者所提供的服务，以及金融消费者需要向金融机构支付的相关费用。交易达成之后，要求向金融消费者披露定期报告，其中包括投资组成计划、产品价格、运行状况、成本。[11]
２．全方位披露要求信息披露内容的完整性。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规定金融机构不但要向金融消费者告知某金融产品的有利事实，更要告知其不利事实，具体包括商品本身的特性和市场风险如利息（利率）、汇率、证券市场的波动以及信用风险（主要是该商品发行人或销售人本身的业务、财产状况变化的风险）等。如果金融机构仅向金融消费者告知有利事项，而未告知不利事项则要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赔偿数额为对本金所造成的亏损额。
准确的信息披露要求是针对以往金融机构欺诈、诱骗金融消费者而造成金融消费者损失惨重的情况提出的。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禁止金融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荐金融产品时对金融消费者有利的事项做过度的强调，对于不确定的事项提供没有根据的判断，或者是可能使金融消费者将不确定的事实误认为确定的事实的误导性陈述。如果金融机构向金融消费者作了不实的或有误导性的陈述，将要承担违反说明义务的民事法律责任，赔偿金融消费者的本金损失。[12]《资本市场统合法》规定对重要事项不得进行虚假说明或遗漏说明；禁止不当劝诱，即禁止金融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荐其产品时使用误导性的方式或语言；在不以特定的消费者为对象、透过电视等做广告时，禁止用使人误认为有损失负担或利益保障的标示，并需要做出客观的风险提示。如果金融机构违反了说明义务的要求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13]
厦门市再就业服务工作暂行办法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再就业服务工作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国有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加快转换机制步伐，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帮助解决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和再就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厦门市再就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企业因破产、兼并、减员增效等原因而下岗的职工分流和再就业提供服务。
第三条 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
（一）指导、协调全市再就业工作；
（二）根据资金筹集情况，按照“稳进快出，量出为入”的原则，制订吸纳下岗职工移交管理计划，提出其分流、管理措施并组织实施；
（三）受企业委托，接收下岗职工并与其签订协议，在协议期内负责对其提供就业服务、基本生活保障和进行相应的管理；
（四）寻找分流渠道，开展对下岗职工的转业培训、职业介绍、余缺调剂以及扶持其生产自救、鼓励其自谋职业等工作；
（五）按规定对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并为其办理养老、医疗保险费缴交等有关手续；
（六）加强对下岗职工的管理，了解其思想动态、就业情况、家庭状况等，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第四条 促进再就业工作费用由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负担。
第二章 下岗职工的移交
第五条 企业因破产、兼并、减员增效等原因需分流职工，具备以下条件的，可向再就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经审核后，可将下岗职工移交给再就业服务中心管理；
（一）企业被确定为破产后已制订了妥善安置职工的可靠操作性的实施办法，或被确定为兼并、减员增效后已制订了相应的计划和人员分流方案；
（二）已查明本企业下岗职工的下岗原因、文化水平、技能特长、家庭情况、本人择业要求；
（三）企业使用的外地劳动力已进行清理，继续使用的已报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四）移交下岗职工的安置费已落实；
（五）人员分流方案已经职代会讨论通过。
第六条 下列人员不属移交范围：
（一）企业中临时性、季节性用工；
（二）1983年1月1日以后从社会招收的劳动合同制工人；
（三）外地劳动力；
（四）不具备再就业条件的职工。
第七条 企业移交下岗职工应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并按下列规定报送有关材料：
（一）企业结构调整规划（破产企业除外）；
（二）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步骤；
（三）企业需移交下岗职工的分类名册和个人档案；
（四）需要填报的有关统一表格。
第八条 企业申请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再就业服务中心审核批准后，移交的下岗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再就业服务中心签订协议，协议期限与下岗职工领取生活费期限一致。
第九条 企业将符合条件的下岗职工移交给再就业服务中心管理前，必须妥善解决其福利待遇问题。福利待遇标准由企业与下岗职工根据实际情况商定。
第十条 企业移交下岗职工，应按下列规定向再就业服务中心支付安置费：按下岗职工的法定连续工龄，每一年工龄支付一个月的安置费，标准为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
第三章 下岗职工的待遇
第十一条 下岗职工移交再就业服务中心后，享有下列规定的待遇：
（一）每一年工龄可领取二个月生活费，生活费从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标准为本市当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90％；
（二）下岗职工在领取生活费期间，再就业服务中心按社会保险最低缴费标准的有关规定，按月为其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其本人也应按相应标准和有关比例缴纳个人部分的养老、医疗保险费。
（三）移交时下岗职工工龄男满30年、女满25年，领取生活费期满且接近法定退休年龄时，因生活困难或丧失再就业能力无法再就业者，经本人申请、再就业服务中心批准，可参照当年度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发给最多不超过一年的生活救济费；
（四）下岗职工在领取生活费期间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由再就业服务中心下设的社会管理服务公司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并实行社会化管理。
第十二条 对男55周岁、女45周岁以上的下岗职工，不得推向社会（含自谋职业、买断工龄），应移交给再就业服务中心管理。对这部分职工超过协议期的，可参照当年度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继续发给生活救济费。
第十三条 破产企业中因工致残或患严重职业病、全部或者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作为离退休职工安置；距离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职工，经本人申请、报审批机关批准后可提前离退休。
第十四条 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职工提供职业介绍，举办各类职业培训。凡参加再就业服务中心指定的由劳动部门举办的转业训练并考核合格者，优先推荐就业并免收其培训费用；经再就业服务中心批准参加社会办学的转业训练，凭培训结业证书报销培训费的50％，但最高不超过300元。
第十五条 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应服从就业服务中心的管理，参加再就业服务中心举办的学习、培训，未经再就业服务中心批准两期不参加其举办的学习、培训者，改按当年度本市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发给生活救济费；对无正当理由两次不服从该中心推荐上岗或余缺调剂的，该中心可与其解除原订的协议，不再继续为其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其剩余的协议期限，改按当年度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发给生活救济费。
第十六条 再就业服务中心应加强对下岗职工的教育和管理，采取措施，加快人员分流。
第四章 下岗职工的流动
第十七条 下岗职工愿意自谋职业的，经再就业服务中心审核并组织有关培训后，企业可按本办法规定的安置费标准将安置费直接发给本人，并按有关规定到厦门市劳动服务公司、社会劳动保险公司为该职工办理有关手续，把《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发给职工本人保管。
下岗职工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费后，不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和领取医疗补偿金。
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且愿意自谋职业的下岗职工，其个人档案可委托市劳动服务公司保管，保管费300元由企业一次性支付给该公司。
第十八条 下岗职工自谋职业的，应到社会化管理服务公司办理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的挂靠手续，由本人自费继续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其自费缴费年限可视同缴费年限计算为连续工龄。挂靠人员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由该公司为其办理退休手续。
挂靠费200元由企业一次性支付给该公司。
社会化管理服务公司可向下岗职工分别收取缴纳的养老，医疗保险费基数0．3％的管理服务费。
第十九条 下岗职工愿意买断工龄的，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企业审核，再就业服务中心批准，并办理公证及有关手续后，一次性发给下岗职工以下费用，并由市社会劳动保险公司收回《职工养老保险手册》
（一）企业按本办法规定标准的安置费一次性发给该下岗职工；
（二）失业保险机构按规定一次性发给该下岗职工应享受的失业救济金；
（三）养老保险机构一次性予以经济补偿。补偿标准为：1996年6月以前的标准按1995年度本市社会月平均工资总额的3％乘以实际缴费月份；1996年7月以后的标准按本人当年的个人缴费金额加利息。
第二十条 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在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生活费的下岗职工：
（一）凡招用并与下岗职工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下岗职工在与再就业服务中心解除协议后，再就业服务中心可将其应享受的失业救济金一次性支付给该用人单位，对积极招收下岗职工的，由再就业服务中心给予奖励。
（二）招用男50岁、女45岁以上的下岗职工不转关系，用人单位可与再就业服务中心签订协议，把下岗职工的工资支付给再就业服务中心，由其扣除应缴纳的养老、工伤、医疗保险费后发给本人。其收入达不到本市当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可给予补齐。
第二十一条 男45岁、女40岁以上的下岗职工，经再就业服务中心批准从事家政、钟点工、临时性帮工等非正规组织就业，其收入归本人，由再就业服务中心继续为其缴纳养老、工伤、医疗保险费，其原与再就业服务中心签订的协议期可继续保留。
第二十二条 凡把关系保留在再就业服务中心而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下岗职工，其剩余的协议期限可保留，协议期应发给的生活费余额仍留在再就业服务中心；在与用人单位所签合同期满后返回该中心，继续享受原协议的待遇。
第五章 资金的筹集和使用
第二十三条 再就业服务资金来源如下：
（一）企业拨付的下岗职工安置费；
（二）失业保险机构一次性拨付给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管理的下岗职工应享受的两年失业救济金；
（三）政府拨款，即财政在年度预算中的结构调整资金和帮困资金中统筹安排；
（四）超过规定比例招收外来人员而征收的就业调节费；
（五）聘用领取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而征收的就业调节费。
第二十四条 再就业服务资金的支付范围如下：
（一）按规定给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
（二）按规定以当年度最低缴费标准为下岗职工缴纳养老、工伤、医疗保险费；
（三）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培训费及组织其生产自救的资金；
（四）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岗位，推荐介绍再就业及相关费用；
（五）再就业服务中心管理费用。
第二十五条 再就业服务中心建立财务会计核算制度，实行收支计划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具体资金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市劳动局另行制定，并接受有关部门检查、监督和审计。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对用人单位（含机关、事业单位）聘用领取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按人均每年360元的标准向用人单位征收就业调节费，纳入再就业专项资金帐户用于再就业工程。
第二十七条 各区可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接纳本区所属企业的下岗职工。
各区可参照本法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厦门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