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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法制改革历史基础探讨

刘成江


　　孝文帝改革以前，北魏大致处于国家形态的初级阶段，原始部落组织传统以及奴隶制性质的残余顽强地存在。滋生于早期游牧文明的鲜卑习惯法对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北魏法制建设的起点，又是北魏初期法制建设的直接渊源。同时，北魏政权还仿效十六国取鉴封建法制经验，对汉魏、两晋封建法制进行吸收和变革，胡汉结合，形成了北魏初期法制独有的二元特色，虽零碎不成系统，但正好是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
　　一、拓跋鲜卑的习惯法
　　鲜卑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最初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两支。经过两次迁徙，至东汉末年占据了匈奴故地（即今阴山一带），组建起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但其社会结构十分松散，经济生活、社会习俗处处可见游牧文明的印痕。这种游牧文明所孕育的早期民族法律文化构成了鲜卑法制的原始形态，它们对保障氏族发展和集体生活融洽具有无形的制约力，其中蕴涵着氏族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某些行为规则，违犯者会遭到首领及部民的惩处，具有习惯法承载体的性质，是北魏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
　　1．游牧民族的风俗与习惯法
　　从东汉起，鲜卑已进入父权制社会阶段，但母权制时代的观念和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还随处可见。鲜卑男女共同参加生产与战斗，分工差别也不大，这是妇女享有较高地位的现实基础。妇女同男子一样驰骋疆场，不避矢石。她们参与部落所有活动，可以“为家主祠”，也可以出席重大的宗教和祭祀仪式。父权制家庭虽然是以血缘纽带相连结的基本亲属团体，男性家长并未因血缘关系的优势而享有完全的、明确的特殊地位。由于家庭内没有建立起如同农耕民族的父权绝对的宗法伦常秩序，家庭成员相犯，也未必构成犯罪或罪行加重的特殊情节。史称“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报复者故也”。这种法律观念的原始性显而易见。他们认为父兄与自己属于同一氏族，杀父兄侵犯的范围在家庭和氏族内，不会导致外族的复仇，可以用私人方式处理，是以“自杀其父兄罪” 。而母亲通常来自外族，杀母的个人恶行易于引起外族复仇，威胁到氏族集体的安全，故而“杀母”的性质严重，属于严重危害氏族利益的犯罪行为。为不受外族复仇，不能杀母。对杀父兄和杀母赋予不同的法律评价，源于鲜卑氏族社会中残留的母权制时代的观念意识浓厚。
　　游牧民族中通行的古老的血缘群婚习俗和妻后母、执寡嫂的收继婚制仍是鲜卑婚俗的主要内容，未婚男女两情相悦，恋爱自由，“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晏毕，然后配合 ”，婚姻自主奔放。他们也履行媒妁纳聘程序。其俗，男女“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鲜卑青年婚事的安排与进行出于夫妻本人的意志，儿女私情，私约婚姻也多能够得到家庭的认可。婿随妻归家，对妻家成员无论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 ”。女方对建立新家庭的经济基础贡献大，参掌家庭经济权，决定家中重大事务，这是母权制残余遗留于父权制家庭的物质条件。
　　除自由恋爱婚姻外，收继婚制在鲜卑部落中也很盛行。收继婚制是寡妇由其夫的亲属收娶为妻。“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意即死者诸弟若不娶寡嫂，则由下一代子弟娶此叔伯母为妻），死则归其故夫 ”。只有在被收继人之夫未死，或被收继人为收继人之生母的情况下才不得履行收继婚。收继婚俗意在阻止寡妇外流，使本氏族男性不烦外求而的自谐伉俪，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动生育机器，补充在掠夺战争中消耗了的人口，保持宗种赓续。
　　频繁的战争加强了军事首长的权利。民主推荐大人的原则在战争中被逐渐否定。东汉末，大人的产生出现了男系子孙世袭的倾向，魏晋时世袭极为已很一般。虽然即位方式非常混乱，既有父传子继，也有兄终弟及和叔侄相继 ，但是氏族法权中过去部众自由地、自愿地服从首领已日益转变为用强制手段造就首领的权威，世俗权力镀上了光环。习惯法中的习惯成分与命令成分相比较，后者遽升。过去，“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服从大人是代表整个社会意志的共同规则，在战争的日常化中逐渐演变为实现特权显贵人物意志的法则。“其约法，违大人言，死” 。当鲜卑氏族习惯法的主要部分积渐演变，逐步为强烈的阶级内容所规定时，也就预示了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的解体即将到来。
　　2．鲜卑成文刑法
　　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拓拔什翼犍建立早期游牧政权——代。他筑城造官室。汉族士人燕凤、许谦受命制律，鲜卑刑法首次成文公告于世：
　　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 。
鲜卑对“大逆”罪犯的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除外对于贻误战机的“误军期”行为，惩处严厉侔同“大逆”，“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 ，在鲜卑族逐渐演化的过程中，也逐渐地出现了“君国一体”的观念，体现在其成文刑法上则如“违大人言者，罪至死”。对于杀人行为，鲜卑习惯法区分杀外部落人和杀本部落人两种情况。杀外部落人，“残杀，令都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 。而杀本部落人，被害人和加害人属于同一氏族部落，不能复仇，“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赔偿了结。这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原始平等观念相吻合，而与封建法律弘扬宗法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这是我国民族习惯法“以罚代刑”特点的反映。
　　二、北魏初期重刑轻教，杂糅相兼的法律体系
　　公元376年，代国被前秦符坚所灭。公元386年，什翼犍之孙拓跋?乘前秦瓦解之际，在盛乐称代王，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时为登国元年。公元398年，拓跋?定都平城，即皇帝位，为魏道武帝。北魏建国后，兴立屯田，发展农业，到处网罗人才，帮助制定政治、礼仪、法律制度，使北魏逐渐巩固和强盛起来。经过多年领土扩张，北魏最终统一中国北方，与江东刘宋王朝对峙，形成了中国南北朝的局面。
　　北魏前期的法制建设，同国家政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及社会从混乱向有序发展是同步的。游牧民族务实尚用的文化心理，对鲜卑君主选择借鉴封建统治理论和技术，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北魏前期基本上确立了重法治、肃威刑，因俗治民，切实便利的理国方针。其法制胡汉杂糅，重刑轻教。虽然严酷苛刻，仍收急效于政权巩固和北方统一。
　　北魏建国之初，统治集团曾对探讨治国方术下过不少功夫。面对形形色色的封建政治理论，开国君主的选择和取舍对决定国策倾向至关重要。拓跋?一方面四处兴建佛寺，另一方面“留心黄老，欲以纯风化俗 ”，重视道家。同时，由于儒学贵为官学，已领数百年风骚，要统治汉族中原地区，尤其不可不用。逐鹿问鼎，切求强兵足食，以冷峻犀利，急功近利著称的法家学说，自然也不会受到冷落。除此之外，朝廷还重金搜集可“益王者神智”的“治化之典”和收买明习筮图谶的术士异人。可以说，这一时期北魏政治思想舞台是百家喧嚣，熙熙攘攘。但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异常激烈，皇权尚未稳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官吏贪污不法，府库虚耗，难敷军事需要。北魏君主一方面要严驭臣下，坚决打击威胁皇权、动摇中央集权制的严重犯罪，另一方面要开疆辟土，问鼎中原。在此严峻的局势下，阳儒阴法，重法肃刑的施政方针很自然地被纳入了北魏最高统治者的视线。
　　阳儒阴法，重法肃刑的施政方针核心在君权至尊思想。道武帝曾下诏宣告北魏政权应天顺事，天命有归，皇权神圣不可侵犯 。大批倨傲不恭矜宠放纵的文武臣僚旦夕之间斧钺加身。同时北魏帝王也重视德治礼教的固本之道，鼓吹“士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 ”。把忠君与否作为厚赏重罚的基本标准，培育政治道德，奖励各级官僚循守为臣之节。当公义私恩两端难执时，则必须为公弃私。在加强对臣民思想控制的同时，北魏统治者还重视以法治国的作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国号甫定，道武帝即令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垂法求治。此后修律制令不绝如缕。因拓跋鲜卑脱离野蛮未久，信奉“刑重而必”，轻罪重罚，刑惩峻厉，滥杀如草芥，令人发指。要保证国家法令的权威不疲不坠，必须做到赏罚有信。太武帝拓跋焘注意身体力行，赏功罚过，令行禁止，不偏私，不护短，信赏必罚，威不两错，大大提高和加强了君权。执行法律时，鲜卑族崇尚“壹刑”。“壹刑”既指有过必惩，不论亲疏贵贱；又指法不阿贵，论罪同断于法。虽已引进了礼别差等的观点，八议、官当也入律，但仅存于笔底纸上，鲜有遵用。这一方针的实施，天下肃然，守节尊君，军容威整，对北魏统治者辟土拓疆，固政宁民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维系鲜卑军事集团的凝聚力，北魏在吸收封建法律文化的同时，有意地保留了鲜卑法的实际效力。胡风汉制，杂糅相兼是魏初法制的突出特点。鲜卑法无复杂诉讼程序和司法审级。部落成员之间发生争讼，直接向大人酋长代表的法庭提起控诉，不存在所谓“越诉”之禁。北魏前期保持此传统，而且鼓励直诉。明元帝、太武帝、高宗都颁有诏令，听任百姓诣京城告“不如法”的地方守宰，控告贪赃受贿，不能公平断察狱讼的朝庭巡使。神?律并列入了置登闻鼓便民直诉的内容，还特地建造了申诉车，令民邀车驾诉冤。因为热衷于鼓励告发犯罪，对于儒家伦理政治强调的“亲亲相容隐”，北魏政权并不重视，出现了一些亲属相告，家奴告家主的重案 。无视容隐固然有游牧文明造就的鲜卑宗法观念淡薄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朝庭推行以法治民，以威治民的统治政策。
　　北魏政权重视以刑刑民，相对的忽视以礼教民。虽北魏前期时有推广礼治教化，正民风俗的诏令颁布，细察其实，流于空言者多，认真实行者少，时人谓为“条旨久颁而俗不变革 ”。治国理民中，用刑之意多而恤刑者之意少，施行之语详而教化之意略，正所谓“以戎马定王业，武功平海内，治任刑罚，肃厉为本 ”。所以，北魏前期刑狱殷繁，常有刑理失衷。
　　由此可见，北魏前期法制的儒家化只是对儒家文化的部分借鉴，而且多是迫于当前严峻形势的需要，只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触及儒家文化的精髓。但毕竟这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一个开端，为以后孝文帝改革，系统地儒家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随着北朝社会向封建化迈进的步伐加快，最高统治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以力服人毕竟不如以“礼”服人有后劲，要与南朝抗衡，需要随着时势的发展，权宜改变统治政策，纠正重刑轻教。到孝文帝执政时改革法制，隆礼、重教、明法三环配合，北魏法制儒家化揭开了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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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品种问题还是种子质量问题
——对丰产不丰收判育种家赔偿案法律分析

武合讲


品种和种子，既是《种子法》调整的最基本的客体，又是《种子法》定义地最明确的术语；实践中，无论是因品种问题还是因种子质量问题，种子使用者遭受损失的，法院都要求种子经营者和种子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或追偿责任，说明这也是最易出错的问题。作者借助一则由某省府所在地法院再三审理，众多法律专家和农业专家参加的典型案例，就品种和种子的有关法律问题，略作分析。
案例：“L茄”是某省的登记品种。种子标签上标注的内容是：特征特性是株高60～70cm，果实长椭圆形，果皮油绿色，有光泽，平均单果重300g；某种子公司生产，某单位研制，某育种家选育。18户菜农自某农业大学的种子公司购买“L茄”的种子2955袋，育苗、嫁接后定值于日光温室大棚内。收获时，菜农以该茄子的株高、果色、果重与标签标注不符和卖不出好价钱遭受损失为由，上访要求种子生产者、种子经营者和品种选育者赔偿损失。经某省领导批示，由省、地、市三级种子管理机构组织专家实地调查查明：菜农种植的“L茄”生长正常，坐果良好，与其他品种没有明显差异，果形呈长椭圆形，果皮颜色相对较浅，与标签介绍基本一致；结论：菜农的茄子卖不上好价钱，不是种子质量造成的；原因是当年桃形、鲜绿色茄子卖价高，而颜色较浅、长椭圆形的“L茄”的茄子卖价低，菜农误认为种子质量有问题，而且种子经销商也未向菜农解释清楚，因此造成纠纷。菜农诉诸某省府所在地法院。法院以菜农未试验引种“L茄”为由要其自行承担损失的30%，依据《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判种子经营者赔偿菜农损失的70%即30多万元。种子经营者据此判决向种子生产商和品种选育者提起追偿之诉，法院依据《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判决品种选育者承担追偿责任。
1 品种和种子的含义
《种子法》对品种和种子的含义，分别作了明确规定。
1.1 品种
《种子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品种是指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发现并经过改良，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遗传性状相对稳定的植物群体”。案例中，茄子的株高、果色和果重属于品种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特征特性与标签标注不符，不属种子质量问题，属于品种问题。菜农是以嫁接苗的株高、果色、果重与标签标注不符卖不出好价钱遭受损失为由诉诸法院，法院适用《种子法》第四十一条关于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规定，判决出售种子的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和品种选育者承担追偿责任，是对品种含义的法律规定理解错误。
1.2 种子
《种子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上述规定把种子分为两类：种植材料（包括籽粒、果实）和繁殖材料（包括根、茎、苗、芽、叶等）。案例中，种子经营者出售给种子使用者的是茄子的“籽粒”，“籽粒”属于种植材料。种子使用者在大棚内定植的是“嫁接苗”；“嫁接苗”属于繁殖材料。法院判决出售“籽粒”的种子经营者对使用“嫁接苗”受到损失的种子使用者承担赔偿责任，混淆了“种植材料”和“繁殖材料”的区别，是对种子含义的法律规定理解错误。
2 品种问题和种子质量问题
品种问题和种子质量问题，是种子使用者使用种子遭受损失要求赔偿的两大原因。
2.1 品种问题
根据《种子法》规定，品种问题又可分为违法品种问题和缺点品种问题。违法品种，是指经营推广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品种、或经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停止经营推广的审定品种、以及没有试验验证依据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缺点品种，是指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不可克服的缺点或者种性严重退化，不宜在生产上继续使用，尚未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停止经营、推广的审定通过的品种。案例中的“L茄”，是经某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通过并公告可在适宜种植地经营推广的登记品种，属于合法品种。依据相关技术规范规定，将“L茄”植物体的芽（称接穗）接到其他植物体（称砧木）的适当部位，使两者接合成一个新的植物体的栽培措施称为“嫁接”；嫁接形成的新植物体称为“嫁接苗”。“嫁接苗”和“L茄”属于不同类的植物体，两类植物体不属同一品种。“嫁接苗”的特征特性与种子标签上标注的“L茄”的特征特性不符，属于两个品种之间的性状差异问题，不是茄子品种“L茄”本身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不可克服的缺点或者种性严重退化问题，“L茄”不属于缺点品种。“嫁接苗”作为两个品种接合成的一个新植物群体，既未经审定通过又没有试验验证的依据，不能证明其具有某种农业栽培使用价值，属于不得经营推广的违法品种。
2.2 种子质量问题
《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假劣种子，就是种子质量问题。假种子是指假冒具有某种农业栽培使用价值的种子，包括《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五种情形。劣种子是指没有应有的农业栽培使用价值和播种价值的种子，包括《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五种情形。《种子法》第四十六条除明确了种子质量的含义外，又明确了假劣种子的认定标准、种子质量和种用标准的关系、种用标准的地位。案例中“L茄”的种子，是经试验验证既具有某种农业栽培使用价值、又有应有的农业栽培使用价值和播种价值的种子。省种子管理机构组织现场调查得出的鉴定结论，证明“L茄”的种子不存在种子质量问题。
3 种子标签上的品种和种子
《种子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种子标签的定义：“标签是指固定在种子包装物表面及内外的特定图案及文字说明”。种子标签上标注内容按性质分三类：一类是必须标注的内容，是种子生产商必须在种子标签上标注的强制性标注义务；《种子法》第三十五条、《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应标注和应加注的与种子有关的内容，即属此类。另一类是倡导标注的宜加注内容，种子批号和品种说明属于此类内容。有关品种“真实性”和适用性具体描述的品种说明，是《种子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种子经营者必须履行的告知义务，是否在种子标签上标注，由种子经营者决定。第三类是种子企业自行决定的可以标注内容，不属于生产商和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如注册商标、品种权说明、企业荣誉、防伪标志等。本案“L茄”的种子标签上标注的研制单位名称和选育者姓名，就属此类。分清法律规定的标注义务的内容和主体以及告知义务的内容和主体，对于责任主体的确定和责任的划分很重要。
3.1 种子标签上的品种
种子标签是标注种子信息的载体，在种子标签上标注品种说明，有点文不对题，有时也做不到；所以，《种子法》没有要求种子生产商在种子标签上标注品种说明。品种说明，是《种子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种子经营者的告知义务。“种子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是品种说明的内容。应当注意，这里的“种子”和“简要性状”，应当理解为“品种”和“主要性状”；《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对其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和《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规定，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的品种说明，可以印制在标签上，也可以另行印制材料；品种说明不是种子生产商在种子标签上应标注内容，是倡导性的宜标注内容。种子生产商未在种子标签上标注品种说明的，种子经营者应当采取印制品种说明书或其他方式向种子使用者履行告知义务。案例中，种子标签上没有标注“L茄”的“主要栽培措施”。种子使用者不能从种子标签标注的内容获知“L茄”的主要栽培措施，如果种子经营者在出售种子时没有履行向种子使用者说明“L茄”的“主要栽培措施”与有关咨询服务的义务，种子经营者就应当承担由此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3.2 种子标签上的种子
《种子法》第三十五条和《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第二章、《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5.1和5.2规定的有关种子真实属性、质量责任、质量指标、行政许可和标志说明等种子标签上应标注和应加注的内容，就是有关种子的内容。本案中的种子标签真实合法，生产商不应承担责任。
4 品种问题和种子质量问题的判定
4.1 品种问题的判定
品种的本质是其具有某种农业栽培使用价值。确定品种具有某种栽培使用价值在投放市场前完成。品种的这种价值通过两种技术确定：一种是品种特异性、—致性和稳定性(DUS)测试， DUS测试由品种选育者完成，审定机构审查（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由审批机关进行实质审查）；另一种是品种栽培使用价值（VCU）测试，对品种丰产性、适应性、抗逆性和品质等农艺性状，由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进行鉴定。抗逆性鉴定、品质检测结果以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的测试机构的结果为准。审定通过的品种，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有不可克服的缺点或者种性严重退化，不宜在生产上继续使用的，由原专业委员会或者审定小组提出停止经营、推广建议，经主任委员会审核同意后，由品种审定委员会进行公示，由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停止生产、经营、推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品种审定（退出）公告或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实验验证的依据，是判定品种是否可以推广的依据。案例中的“L茄”，是经省农业主管部门确定可在适宜地区种植的合法品种。
4.2 种子质量问题的判定
《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7.3.1规定了种子质量判定规则，对种子标签标注内容进行质量判定时，应同时符合该规则。《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7.3.2 规定了种子质量验证方法，应采用该检验方法对种子质量指标检验。种子质量指标检验，由《种子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条件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所配备的符合《种子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条件的种子检验员实施。未经法定机构法定人员采取法定验证方法检验和依据法定判定规则判定，不能判定案例中“L茄”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
5 赔偿和追偿
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有权依据《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求出售种子的经营者予以赔偿。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有权向其追偿。无论出售种子的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还是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承担追偿责任，必须同时满足因种子质量问题和遭受损失两个条件。没有种子质量问题，或者没有遭受损失，都不发生赔偿或追偿问题。
5.1 案例中的赔偿
“L茄”和其他植物接合成嫁接苗的性状与“L茄”的种子标签上标注的性状不一致，种子使用者因嫁接苗所结果实不符合市场需求而遭受了损失，这是本案的客观事实。客观事实须由证据证明才能成为法律事实。庭审中，菜农提交的证据，证明了其是“L茄”种子的购买者，嫁接苗所结果实和“L茄”的种子标签上标注的性状不一致，嫁接苗所结果实不符合市场需求致其遭受损失的法律事实。种子经营者就应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种子使用者采用嫁接措施产生的嫁接苗与“L茄”不属于同一品种；造成嫁接苗与“L茄”的种子标签上标注的性状不一致，是不同品种之间的性状差异问题而不是“L茄”的种子质量问题；嫁接苗所结果实卖不出好价钱造成菜农损失，不等于“L茄”的果实不能让种子使用者丰产又丰收。对于这些农业技术类的证据，种子经营者很易提供；即使不能提供，申请法院对“L茄”的种子做种植鉴定，“L茄”的种子种植后生长发育的性状，就足以证明“L茄”种子的真实性和品种的稳定性以及嫁接苗与“L茄”的特异性。种子使用者因遭受损失起诉到法院，根据有损失就要有赔偿的原则，法院必须给原告一个说法。省种子管理机构组织的现场鉴定既已作出“种子经销商也未向菜农解释清楚”的结论，种子经营者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造成嫁接苗所结果实和“L茄”的种子标签上标注的特征特性不符的原因，法院判决种子经营者对种子使用者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证明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嫁接”是否属于种子经营者应当向种子使用者说明的主要栽培措施的范围，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根据义务法定原则，法院不得以种子经营者未向种子使用者说明是否可以“嫁接”为由直接判其承担赔偿责任。
5.2 案例中的追偿
《种子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领取农作物种子许可证的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规定，生产的种子应标注生产商名称、生产商地址以及联系方式。《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规定，生产商名称、地址，按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注明的进行标注。在标签上标明自己是种子生产商的，就应当对因种子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论真正的种子生产者是谁。案例中，“L茄”的种子标签上标注的是某种子公司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编号，生产商名称和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注明的相同。若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了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的损失后行使追偿权，依法应由某种子公司承担追偿责任。茄子不是《种子法》、《主要农作物范围规定》和该省确定的主要农作物，生产茄子种子，不须领取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生产许可证中不应包括茄子作物种类和“L茄”品种。庭审中，某种子公司提交其种子生产许可证用以证明其不生产“L茄”的种子；法院采纳该证据，认定“L茄”的种子不是其生产的，判决某种子公司不承担追偿责任。作者认为，法院就此问题的判决，混淆了主要农作物和非主要农作物以及种子生产者和种子生产商的概念。
6 引种、推广和经营
品种选育者选育出的具有某种农业栽培使用价值的品种，通过审定或实验验证，其性状就已“确定”。种子经营者在引种、推广和经营过程中的义务，就是提供符合有关标准的种子，“维持”已经确定的品种性状，发挥品种的某种农业栽培使用价值。
6.1引种
《种子法》第十六条规定了“引种”的含义，引种是指需经审定并已通过审定的品种，在同一适宜生态区域的相邻省（区、市）推广种植，并经所在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引种时应当按照《农业技术推广法》的规定在推广地区先进行试验，证明其具有适用性。案例中，“L茄”是经某省审定通过的登记品种，在该省内适宜生态区域推广种植，不属于引种。法院以菜农引种“L茄”时未遵循先试验成功原则为由，判决种子使用者承担损失30%的责任，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相关农业技术规范未将“L茄”规定为可作接穗的品种。种子使用者未经试验成功即用“L茄”作接穗和其他植物体嫁接造成损失，应当依据《农业技术推广法》承担违反农业技术规范的法律责任。
6.2 推广
《农业技术推广法》第二条规定了农业技术推广的含义。种子经营者在向种子使用者销售种子时进行品种的主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和使用条件的说明与有关咨询服务（这些都是无偿的），属于品种推广。案例中，法院若查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在向种子使用者销售种子时未履行主要栽培措施的说明与有关咨询服务，可判其承担因此给种子使用者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因自己未履行告知义务承担的赔偿责任，不享有向他人追偿的权利。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品种选育者应当对其选育的品种在推广过程中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也没有规定种子经营者经营推广某品种的种子造成的损失有权向某品种的选育者追偿。实践中，品种选育者在品种推广过程中没有权利和利益（获得奖励权除外），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不应由品种选育者承担因品种推广造成的损失。案例中，法院判决“L茄”的研制单位和选育者承担追偿责任，违反了合法、公平的法律原则。
6.3 经营
经营和推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推广的客体是品种，实行无偿服务；经营的客体是种子（品种选育者以有偿方式提供品种种子的，属于经营行为；品种权人转让品种权和有偿许可他人为商业目的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也属于经营），追求牟取利润。种子是品种的载体，品种通过种子经营实现推广。实践中，推广者和经营者常为同一主体。推广者对品种的适用性负责，对品种问题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经营者对种子符合有关标准负责，对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案例中，种子使用者不是因种子经营者经营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遭受损失，而是因其自行采取的嫁接措施违反农业技术推广法规遭受损失，法院判决种子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和品种选育者承担追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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