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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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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3月15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30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临夏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教育事业,提高全州各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的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第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必须把改革与发展教育放在优先位置。
全社会要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全社会要尊重教师。
第四条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办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第五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教育。
第六条 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学校、村(居)民组织、其它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管理体制与职责
第七条 自治州的教育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为政府主管教育的职能部门。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决定发展教育事业的重大问题,制定发展教育事业的规划、计划和政策措施,统筹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实施科教兴州战略,积极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行农科教结合。
(四)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五)依法进行督政督学评估工作。
第九条 州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决定和规定,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拟定自治州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计划。
(二)指导、督促、评估县(市)、乡(镇)的教育教学工作,按规划组织实施普及义务教育。
(三)提出发展全州教育事业的政策措施以及学校布局、办学形式、学制、专业设置、招生方案和部分教学内容。
(四)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提出发展各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措施,以及民族学校(班)布局、办学形式、学制、招生方案和教学内容。
(五)管理、培训、考核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培训教育行政管理干部。
(六)指导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开展教育研究。
(七)监督教育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八)办好州直属学校。
(九)履行州人民政府赋予的其它职责。
第十条 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决定和规定,统筹本县(市)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拟定本县(市)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计划。
(二)指导、督促乡(镇)、村实施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三)指导本县(市)教育体制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开展教育改革和教学研究。
(四)管理、培训、考核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
(五)指导、督促、评估本县(市)的教育。
(六)监督教育经费的使用。
(七)办好县(市)属学校。
(八)履行县(市)人民政府赋予的其它职责。
第十一条 乡(镇)教育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令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按规划实施普及义务教育。
(二)统筹规划全乡(镇)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三)筹措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四)协助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培训、考核教师。妥善解决民办教师待遇。
(五)配合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充实调整学校领导班子。
(六)开展教学研究,组织教学辅导和经验交流,制定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检查评估学校工作。
(七)履行(乡)镇人民政府和上级教育部门赋予的其它职责。
第十二条 鼓励村民委员会办好村属学校,并协助乡(镇)教育管理委员会动员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改善办学条件,办好教学点。
第十三条 计划、财政、人事、劳动、农牧、林业、科技及民族工作部门在资金、物资、师资等方面,对教育优先予以安排。
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工商行政、税务、公安、司法、卫生、环保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群众团体,应当重视支持教育,采取措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

第三章 教育结构和办学形式
第十四条 自治州的教育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以地方政府办学为主,企业事业单位、集体和个人办学为辅。
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主要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以及公民个人办学。
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教育行政部门要不断完善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办学的管理办法。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或教学点均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程序审批并纳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
第十六条 自治州内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把招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作为重要任务。
自治州设立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民族中小学、民族师范、民族中专。
州、县(市)属中学可以设立民族班、民族部。
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贫困山区的学校设立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女童班、寄宿制或半寄宿制班。
对中学、小学少数民族学生免收杂费和课本费,在自治州内的汉族学生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也应享受免收杂费和课本费的待遇。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解决。
在中学招生时,对少数民族学生应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招生时,其名额应按各民族人口比例确定,择优录取。
第十七条 学校的设置按照有关规定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小学和初中的设置应当有利于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小学及其设立的民族班、女童班的开办、停办、合并,由县(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后,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
各初中及其设立的民族班、高中和中专内设的民族班、女师班的开办、停办、合并,由州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后,报州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八条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重视发展幼儿教育和学前一年教育,确保适龄儿童特别是女童接受并完成小学教育。积极发展初中教育,分步实施普及初级中等教育。努力办好普通高中。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重视发展特殊教育。
自治州实行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和义务教育证书制度。
第十九条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按法律规定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适龄儿童、少年因丧失学习能力、疾病或者其它特殊原因,需要免学、缓学的,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边远贫困山区的教育,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无小学的行政村要办好教学点。教学点的教学指导、管理、考核,由乡(镇)学区和中心小学负责。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统筹各有关部门和群众团体,多层次、多形式地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实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制度,逐步使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
(一)职业技术教育要紧密结合地方民族经济的特点,培养对发展民族经济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
(二)州、县(市)要集中力量办好起骨干、示范作用的职业技术学校或培训中心。
(三)乡(镇)办好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有计划地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和扫除青壮年文盲。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的师范学校应当为发展本州基础教育的发展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师,并承担在职教师的培训任务。师范学校要加快标准化建设进程。
教师进修学校是师范性质的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州教师培训中心应当搞好全州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培训;各县(市)教师进修学校应当搞好本县(市)小学教师和校长的培训。
实行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制度。
第二十三条 州内其它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要根据自治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专业结构,培养中、初级人才。

第四章 办学条件和经费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努力改善办学条件,逐步达到国家、省、州规定的校舍建设标准和教学设备配置标准,推广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在安排财政预算时,优先保证教育事业的需求。
州、县(市)、乡(镇)财政必须保证每年正常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在校学生人均的教育费用以及教育事业公用经费逐年增长。

依照国家规定,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教育经费实行预算单列并由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年度计划的建设,报财政部门,由同级人民政府按程序列入预算。
国家下达的各种教育专项资金,必须全部用于教育事业,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筹措配套资金,采取有效监控措施,保证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十六条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努力增加教育投入。
(一)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征收、合理使用城乡教育费附加。
(二)各级人民政府要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界、人民群众集资办学、捐资助教,农村教育集资由县(市)人民政府审批。
(三)积极发展校办产业,各级各类学校要组织师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勤工俭学的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四)提倡事业单位、宗教团体、私营企业、个体业主设立教育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在教育教学工作及学习中有突出成绩的单位、个人和学生。
第二十七条 各级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教育资金的审计。任何单位、团体和个人不得侵占、克扣、挪用教育经费,不得侵占、损坏学校校舍、场地和其它设施。

第五章 学校教育和教学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内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对受教育者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第二十九条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严格教育教学管理,树立优良校风,建设优美环境,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应当按照教学大纲和教材计划,开齐课程,保证课时,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
各级各类学校要积极推广使用普通话和国家规范文字。
第三十条 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学校体育和卫生工作,要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严禁在学生中传播淫秽物品和进行其它有害的活动。
第三十一条 加强教育法制建设,以法治教、建立和加强执法监督制度。禁止利用宗教干扰学校教学和社会公共教育。禁止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阻碍少年、儿童入学。
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

第六章 教 师
第三十二条 教师应当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忠于职守,勤奋学习,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待遇、特别是边远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山区中小学教师的待遇。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制定师资培养、培训计划,实行教师资格证制度,努力建设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与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相适应的教师队伍。
加强教师队伍管理。师范类毕业生必须分配到各级各类学校任教,严格控制教师改行。
第三十五条 鼓励教师在边远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山区任教。对在边远贫困山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山区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和其它待遇外,按下列规定给予优惠:
(一)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对中小学校专业技术岗位聘任数额相应给予照顾,对职业学校教师积极推行“双师(教师职称、专业职称)制”。
(二)在评优评奖、子女就业、家属户口“农转非”、教工住房等方面,给予优惠。
(三)从城镇到边远贫困山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山区任教的教师,离退休后,本人要求回州内原籍安置的,应当准予落户。

第三十六条 中小学教师应当配合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做好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动员工作和入学后的巩固工作,提高按时毕业率。
禁止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七条 在发展教育事业中,按期实现发展规划或者达到任期目标,成绩突出的县(市)、乡(镇)人民政府,由上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在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成绩突出的教育行政部门及其它有关部门、企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村(居)民组织和公民,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一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仍拒不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视具体情况处以1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
第三十九条 招用应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做工、经商或者从事其它劳动的单位和个人,按《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第四十一条处理。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依照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员视其情节进行批评教育或者给予行政处分:
(一)因工作失职未能如期实现教育规划或者目标的;
(二)无特殊原因,未能达到基本办学要求的;
(三)对学生辍学未采取必要措施加以解决的;
(四)将学校校舍、场地出租、出让或者移作他用,妨碍教学的;
(五)违反国家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州、县(市)、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依照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克扣、挪用、贪污、盗窃教育款项的;
(二)玩忽职守造成师生伤亡的。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宗教干扰教育的;
(二)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
(三)从事封建迷信活动妨碍学校教学的;
(四)侮辱、殴打教师或学生的;
(五)体罚学生的;
(六)侵占或者损坏学校校舍、场地和其它设施设备的。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按《行政复议条例》规定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实施细则,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州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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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执法检查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执法检查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证管办(证监会):
自《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及《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颁布实施以来,各地证管办(证监会)依法加强了对辖区内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活动的监管,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目前证券、期货咨询活动还
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一些未取得从业资格的机构和人员,违规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包括为上市公司做财务顾问业务;二是一些取得从业资格的机构和人员,不能很好地执行《办法》和《细则》,如发表咨询意见时,不署机构名称或个人的真实姓名,也不对投资风险进行充
分说明,甚至仍在传播虚假信息和市场传言、出租业务资格等;三是个别取得资格的机构和人员的资格申报材料有造假现象。
对上述违规行为如不严加制止,将影响清理整顿工作的效果,进而影响到证券、期货市场的正常秩序。因此,请各地证管办(证监会)对辖区内落实《办法》和《细则》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检查。现将检查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重点检查未取得资格的机构和人员违规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情况。对违规从事证券、期货市场行情分析评论的,按《办法》第三十二条严肃处理,并在三年内不受理其资格申请;对无资格的机构与人员做发行与上市公司财务顾问的,令其立即停止该类业务。
请各地证管办(证监会)严格执行《办法》,不得擅自批准无资格机构与人员在本辖区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搞所谓“地区资格”;同时,发行和上市公司在股票发行、配股和购并重组策划等过程中需聘请财务顾问时,应要求其聘请有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的咨询机构与人员。

二、检查已取得资格的机构和人员的业务活动,是否严格遵守《办法》及《细则》的有关规定。主要检查出租、出借、转让和变相租借、转让机构及个人资格证书的行为;未经举办地地方证管部门审批举办股市沙龙、研讨会及无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举办类似活动的行为;咨询
机构及人员违规为自己或代理投资人买卖股票和具有股票性质、功能的证券及期货的行为。
三、对已取得资格的机构和人员的申报材料重新进行书面与实地检查,对申报材料造假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四、对违反《办法》和《细则》的机构和个人,各地证管办(证监会)可在授权范围内从严查处,情节严重的,报我会处罚。并于7月31日前将检查及处理结果以正式文件报我会。我会将对各地检查结果进行抽查,对本次检查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监管不力的地区,我会将暂缓受
理其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及人员的资格申请。



1998年7月3日
关于民事抗诉权问题的思考


沈 红 干朝端




  民事抗诉权是民事检察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审判组织审判权的监督和控制,从而保证审判活动依法进行,防止和纠正错误裁判,确保司法公正。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提高和法律监督力度的加强,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民事抗诉案件逐年增多。就武汉市中级法院来说,1997年我院受理民事、经济抗诉案件24件,1998年受理35件,1999年受理了56件,每年平均递增53%。在1998——1999年武汉全市法院受理的106件民事、经济抗诉案件中,法院维持和调解的48件,占已结案件的57?2%,改判和发回重审的36件,占42?8%。通过对这些案件的有效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目前有学者也提出,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法律规定弹性过大,抗诉条件限制不严。民事抗诉案件的增多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追求到了个案的实体公正,但在更大程度上,不加限制的抗诉再审将使法院两审终审制度名存实亡,法院判决的终局性和权威性流于形式,同时也会给权力的渗透留下很大空间,从而在司法腐败之外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危机,而不能达到立法设置民事抗诉再审程序所预期的目的。因此,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监督的合理性、必要性确实令人怀疑。1对此,笔者欲阐述一下自己的粗浅认识,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当前民事抗诉权存在的问题

  检察院提起民事抗诉是启动案件再审程序的一种方式。再审程序一经启动,原有终审裁判所确立的法律关系又将重新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因此,在世界各国中,有些国家为了保持判决的法定“既判力”,避免再审带来的负效应,而不允许提起再审,如美国;有些国家如日本、德国虽然允许提起,但对此都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我国的民事抗诉作为发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一种方式,民诉法却没有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法定的四种提起抗诉的情形笼统又不易操作,抗诉权弹性极大,再审程序容易启动。在没有必要启动再审程序的情况下,启动再审程序,这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危及到法律的“既判力”原则,而最终导致司法稳定性的削弱。同时,不加限制的抗诉再审只会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提高诉讼成本,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当事人一方胜诉了,也会有种得不偿失的感觉。这就违背了民事抗诉制度设立的最终目的。本文欲从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案例出发,谈谈当前我国一些民事抗诉案件抗诉不合理的问题。

  (一)检察院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提起抗诉的问题。如我院受理的原审上诉人秦甲、秦乙与原审被上诉人秦丙房屋承租权一案,秦甲、秦乙与秦丙系兄弟姐妹,原来均随其父共同居住在一直管公房内。秦甲、秦乙结婚后就分别离开该房,另行居住。后该房拆迁安置,其父在拆迁过渡期内去世,三者就因拆迁安置房的承租权问题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在一、二审中因秦甲、秦乙不能提供其婚后仍居住该直管公房的证据而败诉。判决生效后,省检察院即以有新的证人证言为由提出抗诉。此案明显的就是以证人证言这一新的证据为由提起抗诉。现实中,此情况不只一例。我们知道,目前我国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的,绝大部分是由当事人申请或向其反映而引起,靠检察院自身主动检查、搜集材料而引发再审的情况微乎其微。2所以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新证据大部分是由一方当事人提供。此种在一审、二审中不出示新证据,在再审程序中搞突然袭击的做法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日益暴露出其弊端。第一,根据民诉法规定的二审终审原则,任何案件证据都要经过二次质证,并最终得以认证。如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之利益以一、二审中都未出示的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那么该案裁判后,此证据则只经过一次质证就予以认定了,显然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对此证据两审质证的权利,不符合证据规则,这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显然不公平。第二,检察院以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引发再审程序并最终定案容易导致有些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恶意隐瞒证据,在判决生效后拿出“杀手锏”向检察院申诉,通过再审从而达到最后的诉讼胜利,这是不道德、不公正的,是利用了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达到侵害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是不妥的。

  (二)当事人上诉期内放弃上诉,上诉期届满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问题。如我院受理的武汉肉联加工厂与海南省中野工贸开发部租赁、劳务纠纷一案中,一审判决作出后,肉联加工厂不服提起了上诉,后又申请撤诉,二审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双方按原判决执行。但检察院却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归责不当为由提起了抗诉。笔者认为,此抗诉是不妥的。根据民法中私法自治的原则,在不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以在其私权领域内自主行使其权利。有起诉权、上诉权和放弃自己诉讼请求和接受对方诉讼请求的权利,国家权力不能对此进行随便干预。在当事人放弃上诉的案件中,当事人显然是出于自身的各种原因在权衡利弊后愿意接受一审判决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检察院对此种情况下生效的裁判提出抗诉,显然是违背了私法自治的处分原则,是国家权力对私法权利的干预。另一方面,即使一方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在裁判生效后又向检察院申诉引起抗诉的,笔者认为这种舍弃上诉寻求抗诉的做法仍然是不妥的。因为如果当事人都放弃上诉程序而去追求抗诉,那民诉法设置的上诉程序将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上诉功能将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还会发生当事人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负担诉讼费风险的情形,将部分诉讼成本转移给国家。3

  (三)当事人不申请再审,而检察院提起抗诉的问题。此种情形是由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引起的,是受超职权主义模式影响的结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有法定情形之一的,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而无须经过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立法上这样规定,是我国“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在民事审判领域的体现。但笔者认为,此规定也是不合理的,其理由如(二)中所述,同样是构成了对当事人自主处分权的侵犯。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也不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应以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确保司法公正为由强行对当事人自主处分裁判结果的权利加以干预。除非当事人私权的处分侵犯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否则,公权力不应随意介入私权领域。

  (四)法官在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下,自由裁量,采信证据、适用法律,其裁判自由结果不显失公平、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有无提起抗诉必要的问题。例如我院受理的武汉石油大厦服务有限公司及大光明歌舞厅与董红艳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董红艳在大光明歌舞厅(由武汉石油大厦发包给他人经营,且他人未单独办理营业执照)试聘工作期间,在该歌舞厅内乐池侧面第十一号台路经假桥至八号台之间突感身体不适,便向同伴讲自己触电了,遂即倒地,经医院抢救,诊断为:电击伤、心律失常、急性左心衰、肺水肿、电击伤并颅脑损伤、吸入性肺炎。为此,董红艳与武汉石油大厦服务有限公司就人身损害赔偿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本案对董红艳伤情进行了三次鉴定,其中市中院及省高院鉴定结论都为“电击伤”,最后司法部鉴定所的鉴定结论为“受电流伤害依据不足”。所以在终审判决中,法院认为董红艳是在武汉石油大厦大光明歌舞厅试聘时身体受到伤害的。但所依据的鉴定结论不能认定武汉石油大厦及董红艳在本案中有过错,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武汉石油大厦服务有限公司赔偿董红艳医疗费、后期治疗费、伤残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专家会诊费共计人民币179014?84元。省检察院遂以董红艳的伤害不是电击伤所致,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提出抗诉。经再审,法院认为,董红艳确系在武汉石油大厦大光明歌舞厅试聘时身体受到伤害。三次伤情鉴定结论相异故不能确定双方存在过错。但受害人遭受到重大损害得不到赔偿又显失公平,据此原审以公平责任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并无不当,维持终审判决。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的案件是不应该提起抗诉的。首先,从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终审判决的“既判力”角度出发,在法官的原终审裁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无明显不当、裁判结果无显失公正的情况下,不应提起抗诉,从而保证“两审终审”的法定效力。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真理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任何真理的发展过程都是由相对不断趋近绝对的运动。同样道理,法官在办案的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也只能是相对的,尽量接近事实本身的。因为法官审案有一定的审判时限规定,希望个别法官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对复原逝去的事实真象,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诉讼中所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4任何刻意追求个案处理绝对公正的诉讼目的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5因此,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不存在绝对的公正、合理,在法律的范围内,其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力。此自由裁量的结果只要不显失公正,就不应提起抗诉,随意推翻。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主要职责应是合法性而不是刻意的合理性。其次,案件在两审终审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同时还会与第三人发生关系,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如果此时随意以毫无必要的理由提起抗诉,推翻原有的法律关系,这只能引起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再一次处于动荡状况,而且还会随时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第三,在案件的判决或裁定相对正确,无纠正必要时,提起抗诉重新审理,会无端耗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不符合诉讼目的和诉讼效益原则。笔者通过对当前我市法院受理的民事抗诉再审案件进行分析发现,裁判驳回检察机关抗诉,维持原终审裁决的占一半以上,除了因为法院大部分案件质量经得住考验外,其根本原因是法院裁决无明显不当之处,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解释和自主裁判,没有裁判明显不合法之证据,检察机关抗诉理由薄弱,属于没有必要提起抗诉的一类。就如上述电击伤案例那样,即便有一鉴定结论认为“受电流伤害依据不足”,也不能就此随便推定为“不是电击伤所致”,因为认为“不是电击伤所致”同样“依据不足”。目前检察院动不动就能提起没有实际价值的抗诉,其原因就是民诉法规定的法定抗诉情形太宽,不易掌握。有些当事人也利用了这一点,在无法定情形不能申请再审时,就拉关系走后门在检察院找熟人,提起抗诉。

二、规范民事抗诉权的几点建议

  我国的政权体制决定了检察权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以实现对执法和司法制约与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6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确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是一种针对司法现状的必要设置。为了保证这种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能形成良好的制约与抗衡机制,保证在审判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检察抗诉权的功能与作用,我们有必要对当前宽泛的抗诉情形进行改良,严格抗诉再审的适用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抗诉机制提高诉讼效益、维护法律权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司法公正。

  (一)指导思想:民事抗诉权以实现法律、维护社会公益、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为目的。充分尊重当事人民事自主处分权,维护诉讼自由、注重诉讼效益。严格、谨慎行使该权利,达到权力与制约的科学平衡。

  (二)关于抗诉的时间。抗诉是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要方式之一(除此外还有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法院依职权再审)。由于民事诉讼是当事人之间私权纠纷,因此按照民法私权自治的原则,我们理应充分尊重当事人在私法范围内的处分权。当事人对此有提起再审的权利,也有接受原有裁判结果,放弃再审的权利。只要他们对私权的处分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益,不违反社会善良风俗,国家公权就不应强行介入。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检察机关行使检察监督权,提起抗诉的时间应在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届满之后。

  (三)关于抗诉的条件

  首先为了保证民事抗诉的严肃、合理和有价值,就应规定不得提起民事抗诉的限制情形:1?不得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2?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或在上诉期间撤回上诉的,检察机关不得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或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3?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也不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得依职权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4?终审裁判无明显不当、不存在枉法裁判、无提起抗诉之必要的,不得提起抗诉。

  其次,还应详细列举出检察机关抗诉的法定事由,将现行民诉法第185条进一步细化,以便于操作。1?对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这一条,立法应明确规定该事实是一、二审范围之内的事实,认定事实的证据是经过一、二审质证的证据,不得以所谓新的事实或认定新的证据来推翻原一、二审中认定的证据。除非有下列情形:1原审证据系伪造、变造。2证人作伪证。3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系伪造、虚假鉴定或因其它原因被否定。4定案所依据的其它裁判被撤销等。对此立法应予以明确细致的规定。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这一条规定过于宽泛。因为适用法律的过程是一个理解法律并选择法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人对法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所以法官在适用法律时,通过自身对案情的分析研究和对法律的理解,可以做出其认为正确的法律裁判。其对法律的选择有一个自由裁量的权利。因此对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要有一个明确的范围规定,即在何种情况下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检察机关不能随便把法官对法律在一定范围内的不同理解认为是适用法律错误,动辄行使抗诉权。笔者认为,对于此条,立法应明确规定,只有法官的裁判结果使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显失公正时,才能认为其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并列举出双方权利义务失衡的相关情况。3?对于“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这一条应详细列出几条对案件能否正确审理必定产生影响的几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因为违反法定程序存在的情况比较多,不见得都对案件的审理产生重大影响,致使双方权利义务失衡。因此,此条的空间太大,实践中操作起来,也不好掌握。

  纵观西方近代审判制度,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十分注重法律判决的“既判力”,即十分注重既定裁判的严肃性、稳定性,决不轻言改判和纠错。然而对比中国古代传统法治,就可以发现,这种对“既判力”的尊重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于地方官已经下了堂谕的,官员本人要求重新审理的例子已不鲜见。而地方官也是只要认为有道理,就能够不受以前的判决拘束而将案件推翻重来。‘有错必纠’被视为优秀的官员应取的态度。实际上,当时的听讼意味着只有在当事人事实上已放弃而不再进行争执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终结。”7这种传统法文化已自觉或不自觉被当今的立法者所承认和接受。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现行法治体制与西方现代法制体系之间的差别,以及与中国古代传统法文化之间的令人十分吃惊的暗合、吻合度。这种差别和暗合、吻合可以使我们清醒地判断出我国现今的法治体系在历史过程中所处的位置。

  法制现代化在我国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事抗诉之改良应是司法体制改革中必然要触及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解决,还将与检察机关今后的定位及其在整个法治体系中的地位的变化或变革等息息相关。今后,法学界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地位如何确认之争论也将对民事抗诉权之改良及变革产生深远影响。通过纵横的比较研究,通过历史与现实定位观照,我国法制建设定会在错综复杂的诸矛盾的纠缠中对各种复杂问题,包括民事抗诉权的定位问题做出自己明智的选择和判断。

  

  注释:

  1景汉朝、卢子娟《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法学研究》99年第1期。

  2顾韬《关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反思及改良意见》,《法学》99年第12期。

  3李浩《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