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
(1996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2009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修订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已经2009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本规定同时向社会公布。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OO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保障举报工作顺利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举报工作是检察机关直接依靠群众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作斗争的一项业务工作，是实行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有效形式。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开展举报宣传和受理、审查、分流、交办举报线索，以及督办、答复等工作，保障职务犯罪侦查依法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的举报。
第五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立举报中心负责举报工作。
举报中心与控告检察部门合署办公，控告检察部门负责人兼任举报中心主任，地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配备一名专职副主任。
第六条 举报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依靠群众，方便群众;(二)依法、及时、高效;
(三)统一管理，归口办理，分级负责;(四)严格保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五)加强内部配合与制约，接受社会监督。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鼓励群众依法举报。
第八条 任何个人或者单位依法向人民检察院举报职务犯罪行为，其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举报信息系统，逐步实现上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部门之间举报信息的互联互通，提高举报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与监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的联系与配合，建立和完善举报材料移送制度。
第二章 举报线索的受理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立专门的举报接待场所，向社会公布通信地址、邮政编码、举报电话号码、举报网址、接待时间和地点、举报线索的处理程序、查询举报线索处理情况及结果的方式等相关事项。
第十二条 对采用走访形式举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指派二名以上工作人员在专门场所接待，也可以到举报人认为合适的地方接待。接待举报时应当制作笔录，载明举报人的姓名、单位、住址和举报的具体内容，经宣读或者交举报人阅读无误后，由举报人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签名或者盖章。需要录音录像的，事先应当征得举报人同意。
对多人采用走访形式举报同一职务犯罪行为的，应当要求举报人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一般不超过五人。
接待举报的工作人员应当告知举报人要如实举报和捏造、歪曲事实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对采用书信形式举报的，负责处理来信的工作人员应当及时拆阅。启封时，应当保持邮票、邮戳、邮编、地址和信封内材料的完整。
第十四条 对采用网上举报以及电话、传真等形式举报的，参照本规定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实名举报人提供的举报材料内容不清的，举报中心应当在接到举报材料后七日内与举报人联系，要求举报人补充有关材料。
第十六条 反映被举报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在接受举报后立即提出处理意见报检察长审批:
(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
(三)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四)其他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
第十七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受理由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举报线索，也可以经检察长批准，将本院管辖的举报线索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第十八条 举报线索涉及多个地区的，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检察院管辖;对管辖权有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实行检察长和有关侦查部门负责人接待举报制度。接待时间和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
地市级和县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当定期接待举报。
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接待举报的时间和方式。
必要时，举报中心可以通知有关侦查部门负责人共同接待举报人。
第二十条 对以举报为名无理取闹的，应当进行批评教育。对严重妨碍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履行公务，扰乱检察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应当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章 举报线索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的举报线索由举报中心统一管理。本院检察长和其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收到的举报线索，应当及时批交或者移送举报中心处理。有特殊情况暂时不宜移送的，报检察长或者部门负责人批准。
第二十二条 侦查部门在侦查中发现的需另案处理的线索，一般应当在两个月内向本院举报中心通报;对暂时不具备查办价值的举报线索，应当每月向举报中心集中通报一次;经初查不予立案的举报线索，应当在一个月内移送举报中心。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实行举报线索分级管理制度。涉及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要案线索，应当在受理举报线索后十日内填写《检察机关要案材料移送、备案报表》，向上级人民检察院移送或者备案。情况紧急的应当及时办理。
第二十四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备案材料应当及时审查，如有不同意见，应当在十日内将审查意见书面通知报送备案的下级人民检察院。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第二十五条 举报中心应当建立举报线索数据库，指定专人将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举报线索的主要内容以及办理情况等逐项录入计算机。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之间应当利用检察专线网传输举报线索，提高举报线索的传输效率。
第二十七条 举报中心应当定期清理举报线索，对线索的查办和反馈情况进行分析，查找存在问题，及时改进工作，完善管理制度。
第二十八条 举报中心应当每季度对举报线索情况进行分类统计，综合分析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及群众举报的特点和规律，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向上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和本院检察长报告。
第四章 举报线索的审查
第二十九条 举报中心对接收的举报线索，应当确定专人及时审查，根据举报线索的不同情况和管辖规定，自收到举报线索之日起七日内分别作出处理:
(一)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举报线索依法受理;
(二)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举报线索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但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
(三)内容不具体的匿名举报线索，或者不具备查处条件的举报线索，经检察长审批后存档备查。
第三十条 举报中心对性质不明难以归口、群众多次举报未查处的举报线索应当及时进行初核，查明举报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属于本院管辖，是否需要立案侦查。
第三十一条 举报线索的初核应当报经检察长审批，按照《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确定责任人及时办理。
初核前，举报中心应当向有关侦查部门通报。
第三十二条 初核可以采取询问、调取证据材料等措施，一般不得接触被举报人，不得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财产。
第三十三条 初核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办案安全，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第三十四条 初核后应当制作初核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检察长决定。
第三十五条 侦查部门收到举报中心移送的举报线索，应当在一个月内向举报中心回复处理情况，三个月内回复查办结果;情况复杂，逾期不能办结的，报经检察长批准，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延期办理的情况应当及时向举报中心通报。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侦查部门应当书面回复查办结果。回复文书应当具有说理性，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举报人反映的主要问题;(二)查办的过程;
(三)作出结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举报中心收到回复文书后应当及时审查，认为处理不当的，提出处理意见报检察长审批。
第三十七条 举报中心对逾期未回复处理情况或者查办结果的，应当进行催办;超过规定期限一个月仍未回复的，应当向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拒不回复或者无故拖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报告检察长。
第三十八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可以代表本院向下级人民检察院交办举报线索。交办重要举报线索，应当报检察长审批。交办前应当向有关侦查部门通报，交办函及有关材料复印件应当转送本院有关侦查部门。
第三十九条 举报中心负责管理上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交办的举报线索。接到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举报线索后，应当在三日内提出处理意见，报检察长审批。
第四十条 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举报线索，一般应当在三个月内办结。情况复杂，确需延长办理期限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延期办理的，由举报中心向上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报告进展情况，并说明延期理由。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一条 交办案件办结后，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将查办情况和结果报检察长审批，并制作《交办案件查处情况报告》，连同有关材料移送本院举报中心，以本院名义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审查。
第四十二条 《交办案件查处情况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案件来源;
(二)举报人反映的主要问题;(三)查办过程;
(四)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五)处理情况和法律依据;(六)实名举报的答复情况。
第四十三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收到下级人民检察院《交办案件查处情况报告》后，应当认真审查。对事实清楚、处理适当的，予以结案;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处理不当的，提出意见，退回下级人民检察院重新办理。必要时可以派员或者发函督办。
第五章 实名举报的答复
第四十四条 使用真实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举报的，属于实名举报。实名举报除通讯地址不详的以外，应当将处理情况和办理结果及时答复举报人。
第四十五条 对采用走访形式举报的，应当场答复是否受理;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接待举报人之日起十五日内答复。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负责实名举报答复工作。必要时可以与本院有关侦查部门共同答复。
第四十七条 答复可以采取口头、书面或者其他适当的方式进行。口头答复的，应当制作答复笔录，载明答复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及答复内容、举报人对答复的意见等。书面答复的，应当制作答复函。邮寄答复函时不得使用有人民检察院字样的信封。
第四十八条 答复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办理的过程;
(二)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三)处理结果和法律依据。
第四十九条 举报人不服不立案决定提出的复议请求和不服下级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提出的申诉，由侦查监督部门办理。
第六章 举报保护
第五十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维护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一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采取下列保密措施:
(一)举报线索由专人录入专用计算机，加密码严格管理，未经授权或者批准，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查看。
(二)举报材料不得随意摆放，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举报线索处理场所。
(三)向检察长报送举报线索时，应当用机要袋密封，并填写机要编号，由检察长亲自拆封。
(四)严禁泄露举报内容以及举报人姓名、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严禁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或者被举报单位。
(五)调查核实情况时，严禁出示举报线索原件或者复印件;对匿名举报线索除侦查工作需要外，严禁进行笔迹鉴定。
(六)其他应当采取的保密措施。
第五十二条 举报中心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受理网上举报，严格管理举报网站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并适时更换。
利用检察专线网处理举报线索的计算机应当与互联网实行物理隔离。
通过网络联系、答复举报人时，应当核对密码，答复时不得涉及举报具体内容。
第五十三条 对打击报复或者指使他人打击报复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经调查核实，应当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出处理:
(一)尚未构成犯罪的，提出检察建议，移送主管机关或者部门处理;
(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对举报人因受打击报复，造成人身伤害或者名誉损害、财产损失的，应当支持其依法提出赔偿请求。
第五十五条 举报人利用举报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诬告陷害他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对举报失实并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采用适当方式澄清事实，为被举报人消除影响。
第七章 举报奖励
第五十七条 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被举报人构成犯罪的，应当给予举报人一定的精神及物质奖励。
第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举报追回赃款的，应当在举报所涉事实追缴赃款的百分之十以内发给奖金。每案奖金数额一般不超过十万元。举报人有重大贡献的，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在十万元以上给予奖励，数额不超过二十万元。有特别重大贡献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上述数额的限制。
经查证属实构成犯罪但没有追回赃款的案件，可以酌情给予举报人五千元以下的奖励。
对举报渎职侵权案件有功的举报人员，参照上述规定给予奖励。
第五十九条 奖励举报有功人员，应当在判决或者裁定生效后进行。奖励情况适时向社会公布。涉及举报有功人员的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第六十条 举报奖励工作由举报中心具体承办。
第六十一条 奖励经费在业务经费中列支。
第八章 责任追究
第六十二条 举报中心在举报线索管理工作中，发现检察人员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提出建议，连同有关材料移送政治工作部门或者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第六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擅自处理举报线索的;(二)私存、扣压或者遗失举报线索的;
(三)故意泄露举报人姓名、地址、电话或者举报内容，或者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被举报单位的;
(四)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压制、迫害、打击报复举报人的;
(六)查处举报线索无故超出规定期限，造成举报人越级上访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七)隐瞒、谎报、缓报重大举报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有关举报工作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第六十五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论美国宪政下的正当法律程序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Due Process of Law in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摘 要] 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宪政的重要基础，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正当法律程序本身的理论，而且促进了宪法、宪政的发展。正当法律程序内涵的程序本位、对权力的程序制约等观念，对我国宪政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宪法 宪政 正当法律程序 检验标准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和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便是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它虽然是美国宪法中最难理解的部分，[1]（209页）却又被认为是美国法律的本质所在；[2](19页)它虽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论争，对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①却在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中有40%与正当法律程序有关，在联邦最高法院适用于各个案件的次数远远超过美国宪法其它条款的规定，[3](68页)而成为美国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宪法保障。[4]（54页）正当法律程序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成为美国宪政的基石。正如美国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5]（46页）“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追求文明与进步的民族，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正当程序，尽管他们也许并不使用‘正当程序’这个称谓”，[6]（149-150页）“这是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司法制度须臾不可缺的东西。”[6]（137页）看来，正当法律程序正在超越英、美法系的传统文化藩篱，而逐渐为世界其他法律文化所认同。
壹 从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到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
丹宁勋爵在他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中说：“我所说的‘正当程序’指的不是枯燥的诉讼案例，它在这里和国会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时所指的意思倒极其相似。它出现在1354年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八号法令第三章中：‘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继承权和生命’。”“我所说的正当程序也和麦迪逊（Madison）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它已被1791年第五条修正案所确认，即‘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7]（前言）“法律的正当程序”即本文的正当法律程序，英文表达为：due process of law。②在这里，丹宁勋爵的前一句话揭示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渊源：1354年，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第一次正式出现在爱德华三世的法律文件中。以非正式法令形式出现的正当程序条款则可追溯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康得拉二世有“不依帝国法律以及同等地位族的审判，不得剥夺任何人的封邑”的规定，这是给封建贵族的特权或帝王赋予的权利的司法保障。[3]（62页）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第39章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者逮捕。”这一规定反映了封建贵族与封建君主斗争的成果，即用法律程序对封建君主加以约束，而对封建贵族加以保护。[3]（62页）康得拉二世及《自由大宪章》的规定，与后来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含义相去甚远，它只是一种贵族的特权，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权利（哪怕只是程序性的！）。美国最早、最完整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是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不得剥夺。”[3]（62页）1791年第五条修正案是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次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规定，1868年第十四条修正案是美国宪法第二次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规定。然而，丹宁勋爵所说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并不就是后来美国宪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修正案在司法实践所“形成”的正当法律程序，尽管他的上述第二句话——“我所说的正当程序和麦迪逊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和麦迪逊提出的第五条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都仅意指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对此，丹宁勋爵作如是解释：“我所说的经‘法律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7]（前言）在这种意义上，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原则是正当法律程序在英国的独特表现形式，[6]（147页）是有道理的。自然公正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任何人不得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8]（55页）1932年，英国大臣权力委员会又提出两项新的自然公正原则：其一是，无论处理争议的程序是司法性质的还是非司法性质的，争议各方都有权了解作出裁决的理由。其二是，如果对负责调查的官员所提出的报告草案提出了公众质询，那么争议各方有权得到该报告的副本。[8]（55-56页）自然公正的这些原则都是程序性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其基本要求是程序公正。它是“要过问政府行事的方式以及它所采用的执行机制。当政府剥夺一个人已经获得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利益时，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要求程序上的公正性。”[9]（128页）或者说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指法律赖以实施的方法或法律采用的方式。[1](209页)它是对怎样行使政府权力加以限制，它同法律的程序有关，主要限制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1](211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麦迪逊将正当法律程序写入其起草的《权利法案》初稿时，他便只是把正当法律程序看作一种程序上的保障。[10]（55页）在第五条修正案通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还仅指刑事诉讼程序问题，即指要保证被告一定按照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来公平受审，刑事被告人享有一定的受保护的权利，政府只有遵守这些法定程序，才可以采取对被告人不利的行动。它既不与公民的既得权利相联系，也不涉及到防范立法机关对私人财产的影响问题。”[3]（63页）在这个时候，它要求的具体程序是：“先审讯，后宣判；根据调查起诉，只有在审问或某种听证之后才能作出判决。”[1]（209页）那么，什么程序是正当的呢？在联邦法庭上，正当程序要求小心遵从第四条至第八修正案中列出的权利法案条款。“什么是正当的这一问题在另类诉讼中就是：为保证基本公平必须做什么。”这要求至少“涉及的人必须获得适当通知并有机会被听取陈述。”[1]（210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但许多美国学者不加以分析和概而把联邦宪法第1-10条修正案中所适合的程序保障要求直接视为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具体标准。[8]（57页）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然而，早期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建立在一种可疑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权利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规定在例外的情况下权力不应当行使或不应以某一特定的方式行使，对权力加以限制和限定。”[10]（35页）权利法案特别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并不能全部达成这一目标，这时对政府权力特别是立法机关的权力的实质性限制依赖于自然法。1909年，迪安·庞德写道：“我们必须记住，自然法是《权利法案》的理论根据，”“宪法贯穿了自然法的观念”。[11](145页)后来随着坎特著作的出版，出现了对自然法的怀疑，自然法理论随之式微。③宪法的核心从自然法的理论迅速转向包含在正当程序条款中的明示的限制。④正当法律程序的含义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以致不论从实体法还是从程序法的观点看，个人权利都是由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是对联邦和州政府部门立法权的一项宪法限制，即“对行使政府权力做什么加以限制”，“同法律的内容有关”，主要限制立法部门。[1]（211页）它是指一项“不合理”的法律，即使是恰当地通过了，恰当地实施了，仍是违宪。它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反复无常的，而应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
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首先是由州法院的判决确立起来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纽约州上诉法院的判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56年怀尼哈默诉人民案的判决。该案起因于一项纽约州禁止出售非医用烈性酒并禁止在住所之外的任何地方储放非用于销售的酒类的法律，纽约州法院认为，“该法的实施，消灭和破坏了这个州的公民拥有烈性酒的财产权”，这恐怕与正当程序条款的精神不符。[10]（56页）这一判决的意义在于纽约州法院用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代替了自然法，对立法权进行实质性的制约。9年后联邦最高法院在威尼诉哈默案中首次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作为实体法条款使用。[3]（64页）至此，正当法律程序开始成为一种防范立法机关对私人财产权不合理干涉的有力工具。1866年，国会提出了第14条宪法修正案，1867年该修正案被宣布生效。纽约州法院审理怀尼哈默案的推理最终为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美国法院所普遍采纳，正当法律程序成为了一项真正的宪法制度。第14条修正案是划时代条款，“代表了一场真正的宪法革命”。[10]（114页）其后果之一便是实现了公民权利的联邦化，[10]（105页）即使权利法案的各项基本权利“加以并入”并使之适用于各州。1968年，在邓肯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一项从权利法案中“吸收来的”保障要按它制约联邦政府的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式来制约州。[9]（101-102页）从单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到同时兼含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演进过程，揭示了：第一，美国宪法的条文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和包容性，虽然仍是宪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条文，却前后包含截然不同的含义，甚至不同的宪法内容，在保持宪法条文不变的情况下，宪法内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美国宪法发展的主流方式，它是美国宪法历200余年而能保持其稳定外观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宪法具有灵活性特征的关键。第二，随着联邦最高法院权力的扩大，需要对国家权力依制衡原则重新配置，从而使三权分立制度更趋合理、稳定、平衡。宪法内容的上述发展基本上是由法院来完成的，它是法官运用特定时期的宪法理论对宪法条文进行解释的结果。这种宪法解释的权力是马歇尔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的，对宪法的解释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违宪审查制度，使美国法院获得了三权分立体制中最实在的权力。第三，人权保障得到加强。就公民而言，他不仅可以就司法和行政中程序性权利请求法院保护，而且还可以就联邦及州的立法请求法院进行违宪审查，以保障其实体权利不受侵害或者在其受到侵害后能得到合理的救济。
贰 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践检验标准
（一）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检验标准
1、理性基础检验标准
理性基础检验标准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审查标准。这一标准主要适用于经济案件中。企业界历来在宪法中寻找依据，以便保护其财产免遭州的经济管制和干预。宪法上常被引用来支持这一保护的章节就是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9]（103页）在早期，联邦最高法院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在经济案件中司法部门对立法部门的判断应持尊重态度。[9]（105页）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最高法院坚持一种激进的正当程序哲学，常常以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为由宣布“新政”立法违宪，⑤导致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2月向国会提出了改组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司法系统的法案。罗斯福改组法院计划虽未获成功，但联邦最高法院从1937年4月开始，法官们对每一个提交给他们的新政法令都采取支持态度，其中包括一些基本类似于过去被宣布为无效的新政法令。[10]（180页）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转变，史称1937年宪法革命。1937年以后，最高法院审慎地抛弃了激进的正当程序哲学，认为只要是“为了社会利益而颁布的法令，都是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⑥并且从“司法尊重很快转变成在经济管制案件中完全取消审查。”[9]（106页）最高法院声称：“立法机关是否把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凯恩斯爵士或其他一些人的学说当作教科书，与我们的判决并无关系”;[10]（184页）“一部宪法无意体现一种具体的经济理论，无论它是家长制理论，公民与国家的有机关系理论，还是自由放任理论”。[5]（48页）虽然如此，理性基础检验标准在名义上仍然存在，法院用以审查社会经济法律时，先假设该法律合宪，而“把证明该法律与所允许的政府利益没有任何理性关系的举证责任放在提出质疑的一方的肩上”。[9]（106页）理性基础检验标准在最高法院审理经济案件中的变迁，标明正当法律程序在这一领域的衰落，其实质是在相互分立的三权之间对经济领域立法权力的重新配置——最高法院采取了退让的办法以维持三方均衡。不过，“法院在经济领域退让的东西，正是它在其他领域新获得的东西，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之保护领域获得的东西。”[2]（13页）法院在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自由的立法采取了严格的检验标准。
2、严格检验标准
如上所述，严格检验标准针对的是联邦或州对个人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立法。在理性基础检验标准的情况下，一项法律只要与所允许的政府目标之间有理性关系，就能得到法院的维护。而在严格检验标准情况下，仅有理性关系是不够的，还要求政府必须确定，该法是严格地适应紧迫或重大的政府利益的。[9]（109页）但是，严格检验的标准并非始终如一，一般地讲，可以说随着对被保护权利施加的压力越大，就越强烈地要求政府申述理由。[9]（110页）严格检验所针对的个人基本权利包括两部分：一是法明示的权利和从宪法文本中引伸出来的权利，二是司法上产生的权利。[9]（127页）任何一项针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立法的违宪审查申请，都要证明权利是宪法明示或引伸出来的，否则，很难得到法院的同情。对于如何确定《宪法》条文中引伸出来的权利，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对宪法本身的解释来找出宪法权利。一种观点认为在宪法条文之外存在着宪法原则或准则，通过这些宪法原则或准则可以发现和形成宪法外的基本权利。确定宪法外基本权利的依据包括：其一是依靠传统和习惯得来的价值观，其二是一种动态方法确定那些包含在有秩序自由的概念中的价值观。⑦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确立起来的严格检验标准，体现了联邦法院对人权给予严格保护的积极态度。
3、中间层次检验标准
这一检验标准介于理性基础检验和严格检验标准之间，主要针对的是婚姻和家庭权利。对婚姻、家庭权利之所以采用中间层次检验标准，是因为在性质上，婚姻、家庭权利对于个人的意义介于经济权利与个人基本权利之间，“一项利益是否受正当程序的保护，取决于该项利益的性质，不取决于该项利益对个人的重要性。”[1]（210页）最高法院一面声称“本法院始终认为，个人对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选择自由是受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之一。”（1974年克利夫兰教育委员会诉拉费勒案）[9]（122页）最高法院同时又主张：法律必须服务于“各种重要的政治目标，并且必须与这些政府目标的实践具有实质性的联系。”[12]这说明，对婚姻、家庭权利方面的立法的司法审查中，只要该立法与政府目标具有实质性的联系就能得到法院的维护，而不要求该立法严格地适应紧迫的、重大的政府利益。
（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践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