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办法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办法
（2002年12月7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2年12月7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1号公布）
第一条 为预防土地沙化，治理沙化土地，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土地沙化的预防、沙化土地的治理和开发利用活动的，均适用本办法。
本省沙化土地和土地沙化的范围，包括防沙治沙规划中确定的沙化土地，以及监测发现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防沙治沙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实行政府行政领导防沙治沙任期目标责任考核奖惩制度，并每年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防沙治沙工作情况。
第四条 在省人民政府领导下，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的防沙治沙工作，其所属的防沙治沙管理机构负责本办法的具体实施。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防沙治沙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水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气象主管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沙治沙工作。
第五条 防沙治沙工作应当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以防为主、防治结合，谁开发、谁保护，谁治理、谁受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按规划开展全民治沙活动，逐步改善沙区生态环境。
第六条 在防沙治沙工作及其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对有突出贡献的，应当给予重奖。
第七条 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结合本省实际，会同有关部门编制防沙治沙规划，经省人民政府审核，报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指定的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上一级防沙治沙规划，结合本地实际，编制本行政区域防沙治沙规划，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防沙治沙规划未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
第八条 在沙化土地上的典型自然景观、沙生植被及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集中分布或者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区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自然保护区，加强保护与管理。
第九条 沙化土地分为封禁保护区、预防保护区和治理利用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明令公告。
封禁保护区是指本省境内腾格里、巴丹吉林、库姆塔格原生沙漠；预防保护区是指戈壁、风蚀劣地、固定沙地、固定沙丘；治理利用区是指风沙口，流动沙地、沙丘，半固定沙地、沙丘，已沙化的和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
第十条 在封禁保护区内，严禁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
在封禁保护区内，确需进行铁路、公路等重点工程建设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审核，报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指定的部门同意。
第十一条 在预防保护区内，禁止砍挖林草植被及放牧、开垦、采矿、挖沙、铲芒硝、烧蓬灰等破坏植被的活动。
在预防保护区内，禁止安置移民。
在预防保护区内从事开发建设活动的，应当提交有防沙治沙内容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开发建设项目中应当有防沙治沙方案，并将治理资金列入项目预算，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并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验收。
第十二条 在治理利用区内，禁止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
治理利用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防沙治沙规划，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采取人工、飞播、封沙（滩）等措施造林育草，重点治理，增加植被；也可以将沙化土地治理经营权转让给公民、法人和国内外其它组织，进行治理。
第十三条 城镇、村庄、厂矿、部队营区、国防工业基地、农牧渔场经营区、铁路、公路、水库周围的沙化土地，实行单位治理责任制，分别由责任单位负责，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的治理责任书进行治理。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资、投劳、参股、合作等各种形式开展公益性治沙活动；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供治理地点、林木种苗和技术指导；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减免相关费用。
从事公益性治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技术要求进行治理。
第十五条 从事营利性治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取得沙化土地使用权，并签订治理协议，按照治理方案进行治理。
治理任务完成后，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给沙化土地治理合格证；验收不合格的应当继续治理。
取得沙化土地治理合格证的，可以自主经营、开发利用，依法继承、转让和抵押，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其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沙化土地治理后被划为自然保护区或者生态公益林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评估，给治理者予以经济补偿。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主要风沙口、沙尘暴策源地、重点监测区布设监测站点，对沙化土地的类型面积、分布变化、发育发展、危害威胁等进行动态监测，每年向同级人民政府及上一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监测结果；发现土地有沙化趋势或者沙化程度加重的，应当及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收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导致土地沙化的行为，并组织治理。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沙尘暴天气进行监测，发现异常天气征兆时，应当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收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预防措施，必要时公布灾情预报，并组织林业、农牧、水利等有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避免或者减轻风沙危害。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防沙治沙规划，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防沙治沙专项资金，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速度，逐年有计划地增加资金投入。在安排扶贫、水利、道路、矿产、能源、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中应当设立防沙治沙子项目。
凡用于防沙治沙工程建设的政府无偿投入、财政有偿资金、贷款、国际间援助、国内外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及各行业投入的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十九条 治理沙化土地，从事林果业、养殖业、农林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等产业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享受资金补助、财政贴息、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原则，上中下游综合平衡，地表地下统筹兼顾，按照防沙治沙规划，合理调配生态用水，防止因地下水和河流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植被枯萎死亡和土地沙化。
第二十一条 严禁超采、超用水资源。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沙化土地所在地水资源监测体系，动态监测水量和水质变化，及时采取措施，调剂资源余缺，确保水资源高效永续利用。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推广应用各种节水技术措施，使用先进高效的节水设备设施，实施水资源集约化经营，大幅度调减农业用水的净灌溉定额，以水定地，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维护沙化土地区域生态系统平衡。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牧草资源管理，依据当地牧草资源数量以及载畜能力，统一规划，以草定畜，核定牲畜总量。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重点组织建设人工草场，大力发展舍饲和圈养；保护草原植被，实行轮封轮牧；禁止超载滥牧，防治草原虫害、鼠害，防止草原退化和草地沙化。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禁止一切乱垦沙荒地行为，保护沙区生态环境；已经开垦并对生态产生不良影响的，应当纳入当地退耕还林还草规划，组织退耕还林还草。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批准采伐防风固沙林带、林网以及林木和固沙植被；防治林木病虫害等确需进行抚育更新的，必须在其附近形成接替林网和林带，报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后依照有关规定审批。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防沙治沙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发挥科研单位和技术人员的骨干作用，培养防沙治沙专业技术人员，鼓励开展技术承包、技术培训、技术入股和技术推广等多种形式的技术服务活动，提高防沙治沙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破坏沙化土地植被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未按照治理方案进行治理或者经验收不合格又不按照要求继续治理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并处相当于治理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造成土地沙化加重的，可以并处每公顷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擅自在他人的治理范围内从事治理或者开发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治理者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三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防沙治沙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改变防沙治沙规划的；
（二）违反国家规定，擅自批准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进行重点工程建设的；
（三）发现土地发生沙化或者沙化程度加重不及时报告的，或者收到报告后不责成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采取措施的；
（四）截留、挪用防沙治沙资金的；
（五）批准超采、超用水资源，乱开滥垦沙荒地，采伐防风固沙林带、林网以及林木和固沙植被的。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浅谈逮捕条件及慎用逮捕权
李广洲 王利军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时，对危险性要件认识淡漠。羁押成为一种基本原则，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性措施却成为例外。这表现在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时，制作的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中只罗列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事实，而根本不提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工作中，也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逮捕的必要性，“有罪逮捕即不错”成为批准逮捕案件承办人的一般心态。以某基层检察院为例，2005年侦查机关移送提请批准逮捕案件147件250人，批准逮捕130件208人，批准逮捕率达到88.5%，批捕后的案件经审查起诉和审判，不起诉3件3人，起诉后被法院判处缓刑的26件36人，判处管制的10件10人，单处罚金的2件2人。不起诉、缓刑、管制和单处罚金占捕后起诉案件的31.5%。这种“前捕后放”的现象给人造成执法标准不统一的感觉，暴露出检察机关在“无逮捕必要”的运用上控制过严，与法院判决不接轨，与司法实践不相协调的缺陷。究其原因，除了“严打”的刑事政策、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落后的司法理念外，刑事制度设计上的漏洞也有很大关系。因此本文拟在论述逮捕的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对逮捕的条件和谨慎适用逮捕权加以初步的探讨，以引起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应有的关注，并期望人们能藉此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一、逮捕的价值追求
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任何一种制度都体现了制度设计者追求的价值取向，逮逋制度也不例外。有人主张逮捕除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作用外，还有实际的惩罚作用，又称为逮捕的先予惩罚性。这种观点认为，通过逮捕，对被逮捕者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它与对被逮捕者被判处刑罚并无差异，而且被逮捕者被判处刑罚后羁押日期可以折抵刑期，因此，逮捕具有惩罚性。笔者认为逮捕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防止其相互串供、毁灭证据、伪造证据，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的严厉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人身自由对人至关重要。自由体现着除了生命以外的全部权利，人一旦失去了自由，他的尊严、名誉、价值、事业、家庭及至健康等一系列权利都会受到严重损害。二是羁押期限很长。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为二个月，案情复杂的可以延长一个月；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等四类案件的羁押期限可长达五个月；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羁押期限可以长达七个月。此外，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期限一般为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一般为一个月，至迟不超过一个半月，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等四类案件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逮捕具有风险性，所谓逮捕的风险性是指被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由于批捕后的事实、证据发生变化，被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被法院宣告无罪，从而发生错捕现象。逮捕的风险性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的证据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不要求查清全部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不要求证据确实充分，其证明标准低于起诉与定罪标准。二、逮捕处于立案后侦查阶段的初期，因此，审查逮捕阶段的证据往往不充分、不全面，许多案件事实和证据有待于捕后的侦查阶段去查清、去获取。审查逮捕阶段难以预见捕后的法律、司法解释、事实和证据将要发生的变化。三、在批准逮捕阶段，由于诉讼尚未充分展开，没有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与辩论，检察官难以准确地把握案件事实。
鉴于逮捕的目的及其严厉性与风险性，应当特别注重人权保障，我国逮捕制度的谦抑原则也要求尽可能的不适用逮捕，尽可能的少捕，以减少关押，降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的限制程度来最大限度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因此，对于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首先要考虑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人权保障与保护社会利益都应当成为设计逮捕制度的价值追求，切实保障人权，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际社会往往视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人权状况作为衡量一国整体人权保障水平之重要指标，所以加强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更具有特殊意义。随着民主的不断推进，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人权意识日益加强，因此重视人权保障，在人权领域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势在必行。
二、逮捕的刑罚条件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都是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逮捕条件，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当然没有逮捕的必要，因此也构成逮捕的必要性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逮捕的证据条件，对此，司法实务部门十分重视，我国学者也做了许多精辟的阐述，笔者不再赘述。“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逮捕的刑罚条件，由于没有明确“可能”的涵义，操作性不强，因此司法实务部门对些条件基本上不考虑，导致逮捕的刑罚条件形同虚设。笔者认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作为逮捕的前提性条件之一，对于保障人权与防止滥用逮捕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必要对其内涵进行探讨。笔者认为，根据人权保障优先，兼顾保护社会利益的价值追求，对逮捕的刑罚条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界定：
1、这里的刑罚指法院将要判处的宣告刑，而不是立法上的法定刑，其理由是：宣告刑考虑到了从重从轻等量刑情节，考虑到了数罪并罚，也考虑到了犯罪的危害后果、主观恶性以及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与法定刑相比，宣告刑对犯罪行为的评价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刑法分则设置的最低法定刑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没有任何一个法条的法定刑为处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指法定刑，“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设置纯属多余，因为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均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中的可能，是指由于批准逮捕后证据的变化、法律的修改，由于法官与检察官的角色和任务不同而导致认识不完全一致，使得批准逮捕时检察官认为应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而法院的判决为徒刑以下刑罚，但对批捕的检察官而言，根据批准逮捕时的证据和案情，他应当内心确信对犯罪嫌疑人应当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3、检察官对刑罚做出判断时，要考虑法院先前对相同或者类似案例的判决。法院的判决经历了完整的诉讼程序，建立在控辩双方充分辩论的基础上，且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标准，因此，法院先前对相同或者类似案例的判决对检察官做量刑判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对慎用逮捕权的构想
司法实践中，片面追求批捕率这一现象，与逮捕的价值追求和逮捕制度的谦抑原则背道而驰，笔者以为，短时期内要彻底扭转这一现象不太现实，但从长远看，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构建：
1、高素质的警官和高素质的检察官。其中检察官的高素质尤为重要。因为要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主观恶性程度、本人的一贯表现、可能判处的刑罚等等多方面给予正确的判断，才能确定。警官如果素质高，判断准确，就会直接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措施，而不将犯罪嫌疑人提请逮捕。检察官是审查批捕的，是关键性的环节，只有高素质的检察官才能把好这个关，并起到对侦查机关的正确导向作用，否则检察官对提请的不必要逮捕的人也批准了逮捕，就会起到相反的导向作用，象现在的司法实践一样。
2、改革现有的刑事制度。一是要放宽不必要逮捕的审批。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批较宽泛，而对不必要逮捕的审批却规定得特别严格。从而导致侦查机关的办案人员的思想中缺乏不必要逮捕的概念，只要是犯罪嫌疑人，除了法律严格规定不能逮捕的外，都无一例外地提请批捕。而审查批捕的检察官也同样是如此，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是简单的，而在审查不必要逮捕而不批捕时，其程序是复杂的，而且还会遭到公安机关对不批准逮捕的复议申请。还要冒着不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发生社会危险的风险。从而使不必要逮捕的理念难以扎根于司法人员。二是检察机关对不必要逮捕的情形应规定严格的监督制度，包括对侦查机关提请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凡认定为不必要逮捕的，应坚决地不批捕；监督公安机关对不必要批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了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对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如果公安机关将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作为不构成犯罪的人而不移送起诉，首先是违法的，因为不必要逮捕的人，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侦查机关移送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