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活动中的公共利益判断标准
季建全
【摘 要】 行政的公共性使得行政权力的行使多与公共利益相关联，从而公共利益成为行政权力运行合理与否的衡量标准，然而究竟何为公共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却未有定论，本文即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关键词】 行政权 公共利益 判断标准
一、公共利益与行政裁量
（一）行政裁量
行政裁量，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实现时，得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亦即法律规定和构成要件相连结的，不是单纯一个法律效果，其中该决定至少有两种甚或数种可能性或者被赋予某种程度的行为自由，此即所谓行政裁量。”[1]由此，行政裁量的实质也就是行政机关拥有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是否行使行政权力和怎样行使权力的自由。行政裁量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与行政权历史地位的演变一脉相承的。在自由法治国家时代，崇尚法律对行政的绝对控制，认为无法律即无行政，强调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支配，尽可能做到不存在行政裁量的空间和范围。在戴雪对法治的经典界定中，裁量权的不存在被认为是英国法治的一大要素。[2]然而，随着社会进入社会福利法治国时代，行政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立法的滞后性使得法律不可能对瞬息万变的社会事务作出事无巨细毫无遗漏的详尽规范，行政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要求有更大的行政权运行空间，客观上就要求通过立法将一部分决定和判断的权力委托给行政机关行使，这其中既可能有在立法明确规定的一个范围幅度内适用法律的判断，又可能是对立法规定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如公共利益的认定。行政权的庞大，实际上就是行政裁量权的扩张和无孔不入。因此，规范行政权，就要合理地界定行政裁量权，将行政裁量置于法律的合理规范之下。
（二）行政裁量与公共利益
关于行政裁量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界定。一方面，行政裁量有助于实现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对公共利益的判断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各方面利益权衡取舍的过程，这种判断客观上要求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让行政机关拥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活动空间。对此，有学者甚至认为“行政裁量权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保证行政机关实现公共利益的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另一方面，公共利益的广泛存在和其判断标准的不规范，使得行政裁量被滥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借公共利益之名行私人利益或商业利益之实。公共利益在很多情况下已成为行政权滥用的挡箭牌，关于这一点，现实中发生的很多案例都足以证明。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中，后一方面尤需引起我们的重视。然而，我们却很无奈地看到，现行宪法和法律中到处都充斥着借公共利益之名为行政权力的挥霍提供场所的法律条文。如《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该法第五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二、公共利益词源考证
（一）公共利益与共和
在对公益词源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公益与共和是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界定的共和概念有如下涵义：1、以群众即大多数人为统治者而照顾公共利益。是否照顾到公共利益是亚里士多德区分正宗与变态政体的“绝对公正的原则”，其根本着眼点是“公共利益”。2、混合政体。亚氏说“共和政体”就是“混合政体”。在“大多数人统治”之下，要照顾全城邦利益，“自由出身”、“财富”和“才德”三要素必须同等重要，三者混合于政体中，这才能顾及城邦中各阶层（阶级）利益，才能实现“公共利益”；3、中产阶级掌权。4、宪政。[5]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共和论对公共利益是非常强调的。共和的目的在于把政治权力塑造成一种能为共同体中所有人共享的、保障各阶层利益的公共架构，以使政治共同体能够获得稳定的秩序而得以保存。而共同体中所有人共享的利益实际上就是公共利益。古典共和主义的共和理念是与公共利益密不可分的，共和就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维护。以联邦党人为代表的新共和主义对古典共和主义理念加以继承并发扬，他们将以代议制为基点的间接民主融合进共和理念中，认为“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公众呼声，要比人民自己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共利益。”[3]公共利益又成为间接民主的目标指向之一。
（二）公共利益分解考证
《辞源》中的公益概念为“公共之利益。相对于一个人之私利、私益而言。”由此，我们可从公共与利益两方面来界定公共利益。对于公共的概念，在早期，就是以利益效果所及之范围，换言之，以受益人之多寡的方法决定，只要大多数的不确定数目的利益人存在，即属公益。故是强调数量上的特征。而且，以过半数的利益作为公益之基础，也符合民主多数决定少数，少数服从多数之理念。因此，不确定多数人作为公共的概念，直至目前，仍是在一般情况下，广为被人承认的标准。[4]而对于不确定多数人的判断，又先后有两种标准。第一种是德国学者洛厚德提出的以地域基础为标准，即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地区内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公益。第二种是德国立法者、司法界及学术上提出的“某圈子之人”作为公众的相对概念并间接的勾勒出判断公共的标准。“某圈子之人”具有两个特征：第一，该圈子非对任何人皆开放，具有隔离性；第二，该圈内成员在数量上是少许者。从其反面推论，对于公共的判断标准就至少具备了两个标准：(1)非隔离性；(2)数量上须达一定程度的多数。后来，德国学者纽曼提出对国家社会有重大意义的目的——国家任务——作为论定公益概念的要素。他提出的这个判断要素，是将判断公益的标准由主观公益的纯粹数量（受益者）标准转为偏向质方面的价值标准，这被纽曼称为“客观公益”。
利益，在《辞源》中的释义为“好处”或“功用”，即指能满足人们物质或精神需要的事物。美国学者庞德认为利益“是人类个别地或在集团社会中谋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望或要求，因此人们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安排人类行为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欲望或要求。”[5]庞德的社会法学理论以“利益理论”为核心，认为“法律的功能在于调节、调和与调解各种错杂和冲突的利益。”[6]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是指“直接涉及到个人生活并以个人生活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公共利益是指“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社会利益是指“涉及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并以这种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
三、公共利益与其他概念辨析
“公共利益简称为公益。公益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以主要表现在其‘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及‘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尽管如此，公益并非不可捉摸，它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公益是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7]要深刻理解公共利益，还要将其与其它一些概念加以比较。
（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也即公益与私益的关系。对此，西塞罗曾提出了“公益优先于私益”的主张。在18世纪甚至将公益视为最高的“法”，认为公益与私益相对立，影响迄今仍然十分明显。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公益不过是私益的总和和抽象，私益才是最终目的。如边沁就宣称“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8]18世纪的社会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学派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定义：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就是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之和。既然国家的目的是最大强度地促进公共利益，那么它就要采取措施来实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9]刘军宁在对传统美德观与现代美德观进行对比分析的过程中指出，现代美德观对公益与私利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公益只能是私利的和谐组合，脱离了私利便无公益。公共利益的最高境界就是为实现个人利益提供最有益的环境，只有追求这种公共利益的政府才可能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从而也就保证了对公益的关心。按照现代美德观的看法，正当追求自利所带来的公益绝对大于牺牲自利所带来的公益。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向人们提供从事伟大事业的机会，而无需其本人伟大。人以自利为出发点能对社会的贡献要比意图改善全社会的人贡献大。正义是起源于人的自利和有限的慷慨，自己对自己负责，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充分的自我发展，便是对公益最大的贡献。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不要去损害他人的私益。德国公法学者雷斯纳(w.leisner)认为，下列个人利益可转化为公共利益：第一，“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到底哪些利益，或者说到底“累积”多少人的个人利益才属于这种“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应按民主原则即通过“立法程序”来决定，否则会丧失“法律的可预见性”。第二，具有相同性质的个人利益。也即是个人在自由、生命和财产安全方面的利益。对这种利益应上升为公共利益，使国家肩负起排除危险的义务。第三，少数人的某些权利利益。他认为，社会上某些“特别团体”（如乡、镇等小行政组织）成员的数量，不足以形成较大组织内的多数。但是，按照民主的方式，可以承认他们某些利益为公共利益。[10]
（二）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按照我国学者的观点，它既不是西方现实主义政治学家所说的国内各种冲突的政治利益的折衷，也不是理想主义者所说的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它实质上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利益。[11]国家利益包括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国防利益等方面。国家利益经常被用来以国家的名义理所当然地侵犯公民权益。笔者认为，国家利益应当被限定于国家的对外利益，即只有在国家的外交场合下才会出现国家利益，才会有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在对内情况下即一国范围内，是不应当出现国家利益这一字眼的，国家的利益应当是组成该国的所有公民的利益，国家只是公民的集合，除公民的利益外，国家不应再享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在国内范围内，不存在国家利益，只有公共利益；在国际范围内才存在国家利益。
（三）公共利益在利益群体中的定位
公共利益在利益群体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上位概念还是下位概念？对此，学者们多有争论。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是上位概念，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同为并列的下位概念。有学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四者是并列关系。[12]还有学者认为，共同利益是上位概念，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下位概念。各单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共同利益或相同利益，具有普遍性或共同性，是被提取和分离出来集合成为公共利益的前提，但是共同利益或相同利益不一定被全部提取和分离出来，未被提取和分离的部分，由各单个社会成员所拥有和保留，仍然是个人利益的构成部分。[13]笔者认为，利益群体在整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人类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人类整体利益是事关全人类共同生存与发展的普遍利益，它没有国界的限制；国家利益是一国在国际交往中的本国利益，只在外交关系中存在；公共利益限于一国范围内的关系全体公民的整体利益。在此基础上，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公共利益又与团体利益、个人利益相对应，但公共利益不必然与团体利益或个人利益相对立。
四、行政活动中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
（一）合法性原则
公共利益的界定应当由法律予以明确规范。“只有立法机关以立法的方式来界定公共利益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行政机关作为法律实施主体，只能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通过实施法律的方式来实现法定的公共利益目标。”[14]这是因为公共利益的维护很多情况下会以牺牲公民个人利益为代价，而公民个人利益中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等宪法基本权利必须受法律保护，也只有法律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限制，此即法律保留原则的应有之意。由法律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排除了法律之外的其它规范性文件肆意以公共利益为名侵犯公民权利的可能性，同时也是立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途径。由此，“行政机关在作出有关土地征用、征收或者公民财产征用、征收的行政决定时，只能严格依据法律；如果行政机关仅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却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来证明其所实施的限制或者剥夺公民财产权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那么这种行为就只能被认定为因违法而无效。”
（二）公共性原则
公共性是判定某一利益是否为公共利益的重要标准。根据莫于川先生的研究，各国立法中关于公共利益的表述，主要有概括规定、列举规定、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规定三种方式，其共性是必须有“公众的或与公众有关的使用”之内涵。许多国家对于公共利益之“公共性”的理解都日益宽泛，凡国家建设需要、符合一般性社会利益的事业，都被认为具有公共性，例如国民健康、教育、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公共福利、文物保护等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多数的受益人，而且该项利益需求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得到满足，需要通过统一行动而有组织地提供。[15]
（三）合理性原则
合理性要求行政机关在对公益进行认定的时候，要在合法性的前提之下对公共利益作出合理的判断，也即坚持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在公益的追求与个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出现冲突时，比较利益的大小，选择了对个人基本权利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合乎比例，不可以是任意、漫无边际的：首先这种限制必须是“必要”的。这种“必要”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应当确定这种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能够促成公共利益实现的；其二，在多个可以选择的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中，所选择的手段所造成的侵害是最小的；其次，所侵害的利益和所保护的公益之间合乎一定的比例，也就是说前者应该大大小于后者；最后，在对公益概念有多种解释时，应当选择一个对相对人最为有利的解释。
（四）正当程序原则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现代法治社会越来越要求通过正当程序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保障公民权益的实现。正当程序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因公共利益而为某项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法定程序要求，如在因公权力行使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时，必须听取当事人意见，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还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及时组织听证。行政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应当公开透明，保障当事人知情权的实现和对行政决策的民主参与。此外，正当程序原则的应有之意还包括，一旦行政行为不遵循法定程序要求，当事人还可以以程序违法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最终救济途径，用司法权来制约行政权。
（五）公平补偿原则
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行使公权力造成损害必须予以补偿，这已成为各国的共识，但补偿的标准却大相径庭。有的是象征性补偿，有的是实际补偿。我们认为，补偿标准的过低是造成实践中行政权和公共利益被滥用的重要原因。如果将补偿标准交由市场供求机制来决定，按市场定价而非政府定价进行补偿，对于保障公民权益、规范行政权行使将大有裨益。而且，从整体上来讲，众多的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实际上也是公共利益增长的一个表现。
最后，关于行政活动中公共利益的具体界定方式，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因下列公共事业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规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之范围，以其事业所必需者为限：（一）国防设备；（二）交通事业；（三）公用事业；（四）水利事业；（五）公共卫生；（六）政府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他公共建筑；（七）教育学术及慈善事业；（八）国营事业；（九）其他由政府兴办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之事业。我们可以参照该法的规定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先作出一个列举式规定，如(1)国家安全和军事用途；(2)交通、水利、能源、供电、供暖、供水等公共事业或市政建设；(3)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绿化、慈善机构等社会公共事业；(4)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但以具有公益性为限；(5)其它由政府兴办以公益为目的之事业；等等。[28]然后再通过排除性规定将明显不属于公共利益的内容排除在外，如企业从事商业性开发、政府兴建高尔夫球场、政府为自己利益而为之事项等等。
参考文献：
[1] 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上册）[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37．
[2] (英)戴雪．雷宾南译．英宪精义[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32．
[3] (美)庞德著．沈宗灵、董世忠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商务印书馆,1984．81．
[4] 庞德．法理学(第3卷) [M]．美国西方出版公司，1959．16．
[5] 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66．
[6]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9．
[7] 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册）[M] ．台湾三民书局,1992．169．
[8]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31．
[9] 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67．
[10] 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39．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科学技术部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科学技术部,2001/03/3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科技厅（科委），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精神，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活动中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动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管理水平，完善我国科技计划、成果管理等各项科技管理工作中的知识产权内涵，现将《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对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及时与我部联系。
附件：
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精神，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活动中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动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管理水平，完善我国科技计划、成果管理等各项科技管理工作中的知识产权内涵，正确处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涉及到的知识产权问题，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是促进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和重要保证。
1.充分认识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把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提升到促进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增强科技持续创新能力的重要地位。知识产权制度是国家以法定程序和条件授予智力成果完成人在一定期间内拥有一定的独占权，并以法律手段保障这一权利不受侵犯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对智力成果完成人民事权利的保护，体现了国家发展科技、鼓励创新、促进产业发展、保持国家竞争力的政策意志和战略目标。随着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迅猛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呈现信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刻变化，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保护智力劳动成果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增强，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激励创新、规范竞争、调整利益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工作不断加强和完善，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和秩序，对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时间不长，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薄弱，尤其是许多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也不善于运用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和管理手段；科技计划、科技成果等科技管理工作中还缺少知识产权内涵；科技成果转化中各种知识产权纠纷还不断发生,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科技创新机制的形成和良性运转。
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以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总量和质量，既是增强我国科技持续创新能力，解决技术创新源头问题的迫切要求，也是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对国际竞争，变压力为动力的必然选择。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技术创新，保持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经济竞争优势方面的至关重要性，采取积极措施和有效政策，强化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并把这一工作纳入到科技计划管理、科技成果管理、科技成果转化及其产业化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各个环节中去，引导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提高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全面运用知识产权政策，正确调整科研开发、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单位和个人利益，实现知识的资本化，在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中体现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保障智力劳动及其成果价值的市场化实现。
2.明确指导思想，突出工作重点，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政策指导和宏观战略研究。当前，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应当是紧紧围绕增强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方针，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规范科技管理，调节利益关系，激励和保障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深化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内涵；充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以增加我国知识产权总量、提高原创性知识产权质量为目的，扶持和保护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及其产业化，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围绕当前科技发展的政策方向和重大课题，突出重点，研究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对策，提出综合性的、全局性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报告。要在宏观上和战略上加强各相关高新技术领域知识产权的态势研究，掌握和了解国外及其他地区在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状况，积极应对，寻找突破。要通过知识产权宏观战略研究，准确确定“有所为”的技术发展领域，并采取有效的倾斜政策，增加研究开发与产业化经费的投入，指导高新技术产业及产品结构调整，形成具有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产权群，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控制能力，并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提升技术创新在科技、经济竞争中的实际效益。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采取积极有效的行政、经济措施，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申请专利、注册商标、登记计算机软件版权以及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依法取得知识产权，确保我国知识产权总量特别是原创性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增加，扩大技术创新的科技储备。
二、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是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目标之一。
1．调整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政策，激励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和广大科技人员积极参与技术创新活动。目前，国家财政科技投入仍是我国研究与开发投入的主要渠道，由此形成的科技成果仍是我国科技成果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应当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证公平、提高效率的原则，在保证重大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创新为目的，鼓励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充分保障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和科技人员的技术权益和经济利益。
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政策是调整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中各方当事人技术、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杠杆。要逐步调整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政策，除以保证重大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并由科技计划项目主管部门与承担单位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外，执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所形成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可以由承担单位所有。执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所产生的发明权、发现权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等精神权利，属于对项目单独或者共同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科技人员。承担单位应当依法落实并保障科技成果完成人员取得相应的经济利益。承担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及相应的转化制度，应对其所有的科技计划项目研究成果采取必要措施，依法申请相关知识产权并加以管理和保护，对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有责任寻求法律手段予以制止。对于承担单位无正当理由不采取或者不适当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以及无正当理由在一定期限内确能转化而不转化应用科技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的，科技计划项目的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另行决定相关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并以完成成果的科技人员为优先受让人。
2．改革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把知识产权管理纳入科技计划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结合科技规划、重大专项、专题、课题的立项和进展，制定相应的知识产权战略，进行必要的知识产权状况分析和评估。要充分运用知识产权信息资源，选准高起点，突破国外专利封锁，选择最优化的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路线，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要从知识产权管理入手，提升科技计划立项的质量和科研目标的准确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应当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提供该项目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状况评估报告为基础，并在项目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及时进行知识产权信息分析。要结合研究与开发的具体情况，适时适当的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方式，使科技成果及时形成知识产权。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科技计划项目的具体情况，单列资金，用于补助承担单位取得相关知识产权的申请费用和维持费用；对于有国际市场前景的，可以补助承担单位用于取得外国相关知识产权的申请费用和维持费用。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制度完善与否，应当成为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申报或者投标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的资格指标之一。
3．改革科技成果管理和鉴定制度，将知识产权管理纳入科技成果管理体系，提升科技成果的法律内涵和市场外延。要逐步实行科技成果鉴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大幅度减少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科技成果鉴定机构组织科技成果鉴定之前，应当要求科技成果完成者提交完整准确的知识产权报告；对于需要申请专利的，应当要求当事人及时申请专利后再行组织鉴定。
4．增加各项科技管理工作的知识产权内涵，将知识产权拥有量及其保护和管理制度建设状况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科技人员职称评定、科技奖励评审等项工作的重要指标。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将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质量及其保护与管理制度完善与否，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高技术产品评审、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申请等的重要资格指标和条件。要改变科技奖励以及科技人员职称、职务评定中重视论文发表数量、轻视知识产权的传统观念和模式，将形成并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及其质量作为评定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人员科研贡献及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科教兴市（县）活动中，要将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列入各地方、各部门科技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逐步推行知识产权考核指标体系，并将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制度建设完备与否、管理水平高低，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目标责任制和干部考核、晋升的重要内容。
三、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设，提高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创造、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
1．进一步提高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管理水平。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源泉，知识产权是创新的动力。知识产权制度是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提高科技、经济竞争实力的法律武器，是增强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应当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紧迫性，要深刻认识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和经济、技术竞争武器的重要价值及其在开拓、占领国内外市场，保持竞争优势和发展后劲方面的积极作用，要从创新战略和经营方略的高度上重视知识产权管理，把知识产权的形成和使用纳入本单位研究与开发、成果转化、生产经营和资源管理的各项工作之中并形成相应的管理制度。利用知识产权信息制定正确的技术创新战略，确定研究方向和技术路线，提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起点、水平、质量和效益，避免重复研究或发生不必要的侵权纠纷。
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应当逐步形成通过掌握和应用自主知识产权，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并不断创新，进一步形成并取得新的知识产权的良性发展机制。科研机构要完善科研管理制度，改变由课题组和项目完成人提出知识产权申请并承担相关费用的简单做法，主动对其内部科研组织提出知识产权方面的任务和要求，并承担相关申请和维持费用，将知识产权做为本单位的无形资产予以重视并统一管理。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要克服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方面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心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信心。
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主动引导、帮助和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并把这一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原创性发明专利的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有效的支持政策，在计划安排和经费投入上对原创性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化和实施予以重点倾斜。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创业服务机构也应当对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状况进行监控，随时掌握相关信息和动态，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开发能力。
要继续开展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工作，并以推动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为目标，丰富试点内涵，提高试点质量。科学技术部将分批选择若干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学科技园及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环境建设的试点推动工作，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深入、以点带面、指导全局”的工作原则，帮助和指导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建立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通过建章立制、培训教育、战略指导、业务交流、专项服务等工作，摸索出有助于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建立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及配套的规章制度，并逐步交流推广。
2．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知识产权特别是技术秘密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实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人才和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科技人员流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择业自由的体现，也是鼓励创业、创新，促进科研结构调整、人才分流，实现科技人才和技术资源优化配置的一项重要措施。要继续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以调离、辞职、离岗、兼职等方式创办、领办高新技术企业，充分发挥其作用。科技人员流动应当依法有序地进行。科技人员在流动中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单位的各项管理制度，自觉维护国家和单位的合法权益。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科技人员流动的宏观管理和政策引导，支持正当合理的科技人员流动。
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应当对本单位的技术秘密予以严格界定，并采取相应的合法、有效的保密措施。单位未明确界定或未采取适当保密措施，或者有关技术信息的内容已经公开、能够从公开渠道直接得到的技术信息，科技人员有权自行使用。单位在对技术秘密予以界定并采取保密措施的同时，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切实保障科技人员依法享有的获取相应报酬和奖励的权利。科技人员在流动活动中，可以利用自己在工作中积累和掌握的知识、经验和信息从事技术创新活动，但不得将原单位拥有的特定的技术秘密擅自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侵害原单位的技术权益。对于以流动为名，故意利诱他人披露相关技术秘密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知识和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切实保障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的技术权益和经济利益。要严格按照《合同法》、《专利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界定职务技术成果和非职务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权属，尊重单位对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对于非本单位任务来源或本职工作任务，仅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单位和研究人员之间可以以协商方式确定成果权属，协商不成的，研究人员在交付约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使用费用后，可以依法享有该项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
进一步贯彻落实知识和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策，及时、充分地兑现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奖励政策，切实保障科技人员创造性劳动的经济价值实现。各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要求，兑现相关的奖励措施，支付相关报酬。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对于拒不支付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和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出突出贡献人员依法应得报酬的，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及相关人员有权通过法律手段予以追偿。
要积极探索和推广企业期权激励机制，依法保障技术成果完成人和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人员获得与其创造性劳动价值相适应的股份，使高新技术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通过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得以有机的结合。
4．加强技术合同管理工作，切实保障技术提供方通过技术成果转让或者知识产权许可实施获得相应收益，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转让科技成果，进行技术交易，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签订有关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以及技术入股、联营、培训、中介等合同，并且应当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有关知识产权归谁所有、如何使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等事项。签订技术合同应当合法、公平、诚实信用、互利有偿，充分体现并保障技术商品价值的实现，有利于科技进步，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任何一方不得通过技术合同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或者侵害他人技术权益。要通过技术合同中知识产权归属与利益分享的合理约定，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结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实际效果。
要保障技术交易的各方当事人通过科技成果的转化实施，分享科技进步的利益。技术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应当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提升履行技术合同的效益和水平。受让技术成果的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技术合同的约定支付技术使用费和报酬，不得随意拖欠、拒付。约定提成支付的，应当切实保证提成基数的真实、准确。出让技术成果的当事人应当保证知识产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以及技术成果的实用性和完整性，保证技术咨询和服务的质量，不得有意提供虚假技术或者故意隐瞒技术成果瑕疵。
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工作，加强对技术市场及技术交易活动的管理，切实保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质量，并与财政、税务部门密切配合，保障国家有关技术交易财税优惠政策的实现。
四、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组织建设，提高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1．支持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努力为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知识产权服务。专利、商标、版权、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技术交易中介服务机构及科技成果评估和鉴定机构等社会化中介服务机构，是我国技术创新体系中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支持这些机构的发展，使之按照市场需求，强化其中介服务的功能和作用，积极面向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及广大科技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中介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主动指定或委托这些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进行相关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业务，使之既是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完善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制度的重要社会支撑力量，又成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有效开展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有力助手。
2．推动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自我保护和管理的社会组织建设。要支持和鼓励高新技术各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等自发组建各类知识产权保护的自律性和维权性社会组织，发挥其在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方面的集体运作功能，建立自我教育、自我保护、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形成专业性或区域性知识产权保护组织，自发开展相关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积极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协助和指导会员单位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的内部管理制度，提高自我保护和管理能力，监控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协调会员单位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建立知识产权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逐步提高我国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水平。
五、深入普法，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查处和制裁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各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1．切实抓好知识产权宣传普及工作，提高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及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面向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人员，大力宣传和普及知识产权知识，要针对不同对象和层次，以普及教育、专业培养、业务交流等多种方式深入、持久、扎实地抓紧抓好。特别要注重指导和帮助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培养和建立一支业务能力强、素质好的知识产权专业骨干队伍，充实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力量。
2．积极加强与司法机关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的密切配合，共同营造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积极支持和协助司法机关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依法审理和查处，保障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得到公正、及时的处理，制裁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切实维护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要努力为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并可接受其委托，组织或者指定有关专业机构和专家就有关知识产权纠纷中的专业技术性问题进行鉴定和评估，提供技术咨询。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维护和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技人员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合法权益，主动热情地为他们排忧解难。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在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的各项活动中也应当自觉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在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勇于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依法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合法权益，打击各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依法保持自己的技术竞争优势。
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切实保护合作各方的知识产权权益，促进对外开放，优化投资环境。
保护知识产权既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内在需求，也是对外开放，优化投资环境，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科技等领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竞争。要切实履行我国加入和缔结的国际科技合作协定中有关知识产权的权利和义务，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要坚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的知识产权关系，公平合理地解决对外科技合作中出现的知识产权纠纷，对外国投资者、合作者的知识产权提供有效保护。要指导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等单位在合作研究开发、合办研究开发机构、人才与信息交流、科技考察、学术会议、科技展览、技术贸易等各类科技合作交流活动中，对科技成果的权属与分享及保护等做出合理安排。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境外的合法权益，帮助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有效运用知识产权武器，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取优势、维护优势、发展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