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浅析有限合伙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有限合伙起源：有限合伙产生于十一世纪，其最早被成为康曼达，康曼达是11世纪晚期在意大利、英格兰和欧洲的其它地方逐渐被使用。康曼达最早的前身可能是穆斯林的一种商业惯例。在北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康曼达可能在11世纪被作为一种借贷契约开始的，但它很快发展成为一种经营—通常来回航行于中东、非洲或者西班牙之间的一种合伙协议。大约在15到16世纪，康曼达契约已发展成为一种定期和不定期的关系。持有大量资金的人向商业投资，并且仅以投资额为限对此商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同时他也不参加经营，而没有大量的资金去投资的人则作为该商业的管理者，从事经营，并以个人财产对经营所欠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由此可见，康曼达组织实际上是借贷与合作的交结。随着时间的推移，康曼达又逐渐发展到陆上贸易，最终演变成为法国的两合公司。15世纪后有限合伙快速发展，并且逐渐由一种临时性的合同关系演变为一种稳定的融资组织，在当时，有限合伙已成为大量的、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形式。 19世纪后，伴随着有限责任公司的诞生，尽管这一时期公司取代有限合伙成为主流的企业模式，有限合伙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企业模式，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要企业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19世纪以后，各国才开始将其纳入法制轨道进行规范。
在现代，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有限合伙同普通合伙一样正体现多样化的形态，以适应人们建立商业时多样化的需求，从而使这一古老的商业形态焕发出新的生机。
有限合伙概念：英美法将有限合伙和两合公司一起统称为有限合伙。英国在1907年颁布了有限合伙法。而在美国更是在颁布了统一合伙法之后，又在1916年颁布了统一有限合伙法，并在1976年、1985年两次修正。根据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是指在按照某一州的法律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合伙，其中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有限合伙人，这与德国商法典的有限合伙的概念是基本相同的。而法国民法典中最初是没有有限合伙概念的，而只有隐名合伙的规定。1978年修改后的法国民法典专门制定了一章“隐名合伙”，隐名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合伙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而德国商法典则依次规定了普通商业合伙、有限合伙和隐名合伙。根据德国商法典第171条、172条的规定，有限合伙是为了在某一商号的名义下从事商事营业而建立的一种商事合伙。有限合伙中包括两种合伙人，即至少一个无限责任合伙人和一个有限责任合伙人，隐名合伙则是作为隐名合伙人的出资者与商业企业之间的一种契约，根据该契约，隐名合伙人负责向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并相应的参与企业的盈利分配，分担企业的亏损，并且无须登记[1]。而有限责任合伙人则在其出资的范围内对合伙的债权人承担责任,我们认为可以给有限合伙这样定义:有限合伙是由一个以上经营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和一个以上不控制合伙事务的有限合伙人，并且有限合伙人只对自己出资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组织。
　　有限合伙是从一般合伙发展而来的，但它有着明显区别于一般合伙的特征：1、有限合伙是合伙的一种，不具备法人资格，对外在整体上仍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仅仅是在其内部对承担责任的合伙人进行了分类，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 2、其内部设置了一种与普通合伙制有根本区别的两类法律责任：有限合伙人仅投入资金、并仅以其出资为限承担合伙的债务，对合伙债务仅负有限责任，而普通合伙人除投入资金外并要负责合伙事务的经营管理、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3、有限合伙人必须以金钱或其他财产出资，不得以劳务或信用出资，只要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他就可以将自己的股份转让；普通合伙人出资形式较为灵活，而且出资比例可以较小，如它可以只是象征性地投入1％注册资本，而有限合伙人投入99％的注册资本 [2]。有限合伙人的死亡、破产不影响合伙的存在，不产生终止合伙的效果；而普通合伙人的死亡和退出，除非合伙协议另有规定，合伙即告终止。有限合伙兼具人合性与资合性，且偏重于人合性。有限合伙集普通合伙的人合性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性于一身，它是由人合与资合两种因素有机结合而成的一种合伙形式, 纠其属性更侧重于人合性。

参考文献
[1] Arthur R. Milier, Thomas L. Grossman: 《Business Law》, Scott, Foresman andCompany, 1990 edition.
[2] 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1916)》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根据1996年刑诉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而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48条的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初看起来，庭审笔录似乎不在其中，不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但是，此次刑诉法修改集中为两点:一是实质意义上的证据概念修改，由“事实说”走向了“材料说”。二是形式意义上的证据种类修改，增加了新的证据种类，并完善其他证据形式，特别是在笔录证据中增加了“等”字。这些均为刑事庭审笔录的证据属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材料说”视野下刑事庭审笔录的证据属性之辨析。证据只是能够用以发现和得到案件事实的根据，当然不可能等同于案件事实本身。因此，将证据等同于事实的做法显然不合理。而“材料说”的观点早就存在，立法者此次修改时选择“材料说”作为证据概念的本质，有助于拓展证据概念的外延，并进一步为新增加的证据种类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证据是指那些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的联系，可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在具备证据能力的前提下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具有证据资格的材料;这些形式上是材料的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客观属性。“材料说”在注重证据表现形式的同时，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材料说”注重证据内容与证据形式的统一，强调证据既是一种材料，也要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从表现形式来看，证据是各种法定的证据材料。从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来看，证据又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应将庭审笔录作为笔录证据，而证据属性体现为服务于二审、再审等。

二、修改后刑诉法实施背景下的刑事庭审笔录运用。刑事庭审笔录的证据属性主要体现在一审之后的程序应用上，刑事庭审笔录的实践运用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1)庭审笔录及其客观性的救济程序。修改后刑诉法第201条规定:“法庭笔录中的证人证言部分，应当当庭宣读或者交给证人阅读。证人在承认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当事人阅读或者向他宣读。当事人认为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的，可以请求补充或者改正。当事人承认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庭审笔录的确认、补充与更正程序旨在保障庭审笔录的客观性与精确性，因为记录中难免会发生错误。当事人的确认、补充，是一种自认行为，是对庭审中的辩解与供述的认可。当事人一旦确认、补充，便不可以反悔，除非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并加以证明。证人的确认、补充，是一种最终肯定，也即证人证言经过庭审变成了刑事证据，而不是单纯的证明材料。当事人的改正，是为了确保笔录的客观性而设立的一个救济性规定。

(2)庭审笔录与程序合法性。程序公正是诉讼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庭审程序是否合法直接决定了庭审裁决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庭审笔录完整地记录庭审过程，无疑是检验庭审程序正当的最好材料。这些程序性或者说程序法事实，事关诉讼进程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可以成为当事人质疑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材料。庭审笔录作为记录审判环节的“复读机”，对专属于审判程序过程中发生的程序法事实，尤其是审判公开、辩护权、上诉权、申诉权等均有所记载。为了保障程序正义，法院必须依法审判，而庭审笔录是法院证明审判活动合法的重要材料，是检察院依法实施审判监督的依据，是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的依据，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起申诉的理由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2010年8月16日颁布)第8条的规定:“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认为庭审活动不规范或者存在违法现象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庭审录音录像进行调查核实。”因此，对程序合法性问题，应首先根据录音录像作出判断。如果没有录音录像，则由法庭负责自证庭审程序的合法性。其中，庭审笔录是可以用来证明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材料之一。至于证明责任，根据我国的诉讼构造，法院应承担证明庭审程序合法的证明责任，但控辩双方均可以提供证据加以推翻，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刑诉法修改前，理论界对刑事庭审笔录的证据属性存在分歧，根源在于证据本质的“事实说”。修改后刑诉法确立了“材料说”，这为庭审笔录的刑事证据属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