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商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二次修正）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商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二次修正）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9月24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1995年1月20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商品质量监督条例>的决定》修正，根据1997年11月29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商品质量监督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物质商品（以下简称商品）质量的监督，惩治生产、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保护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商品质量，是指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合同规定的对商品适用、安全和其他特性的要求。
本条例所称的商品质量监督，是指技术监督部门和其他有商品质量监督权限的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合同的规定，对商品质量实施的检查，对违反本条例行为的处理，对商品质量争议的调解。
第三条 凡在我省境内生产、经销商品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生产者、经销者），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技术监督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商品质量监督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和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商品质量监督工作。
第五条 政府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商品质量进行社会监督。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就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建议有关部门负责处理，支持消费者对因商品质量造成的的损害向人民法院起诉。
大众传播媒介应依法对商品质量进行舆论监督。
第二章 商品质量责任
第六条 生产者、经销者应对其生产、经销的商品质量负责。
第七条 商品质量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的规定，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二）具备商品应具备的使用性能，但对商品存在使用性能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
（三）符合在商品或其包装物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第八条 商品的标识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检验机构或检验人员签证的商品检验合格证；
（二）有中文标明的商品名称、生产厂名和厂址；
（三）按商品特点标明规格、等级、主要质量指标、标准编号、生产批号；
（四）有与商品质量特性相符的中文说明；
（五）实行许可证制度的商品，有许可证标记、编号、批准日期、有效期限；
（六）限期使用的商品，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
（七）剧毒、危险、易碎、储运中不能倒置以及有其他特殊要求的商品，在包装物上有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
（八）使用不当容易造成商品本身损坏或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有中文警示说明。
第九条 达不到有关标准规定等级，仍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在销售时必须在商品和包装上标明显著的“处理品”（含副品、等外品）字样。
违反强制性标准和有关安全、卫生、环境保护、计量等法律法规要求的商品，不得以处理品进行销售。
第十条 商品的仓储、运输应保证质量。在仓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质量问题，按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合同的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禁止生产、经销下列商品：
（一）过期、失效、变质的；
（二）伪造、冒用认证、许可证、名优、条码、防伪、质量证明等标志和厂名、厂址的；
（三）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以旧充新、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
（四）无标准的及国家明令淘汰的；
（五）未经经验或应检项目检验不全以及检验不合格的；
（六）标明的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不真实的；
（七）标明的指标与实际不符的；
（八）结构、性有复杂的商品，未附有安装、维修、保养及使用的中文说明书的。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故意为前款所列商品的生产者、经销者提供场地、交通工餐和其他方便条件。
第十二条 经销者实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对涉及人身安全、健康或对工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商品，实行售前报验制度。报验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报验目录由省技术监督局公布。
第十三条 经销者销售商品，必须按有关规定或与用户、消费者的约定，负责包修、包换、包退。
第十四条 由于商品质量原因给用户或消费者造成人身损害和经济损失的，经销者应承担赔偿责任。
确属生产、储存、运输等方面原因造成商品质量问题的，由经销者先行赔偿。经销者有权向有关责任方追偿。
第十五条 在出租柜台、场地销售的商品，其质量责任由承租方承担，出租方承担连带责任。
以联销形式销售商品的，商品质量责任由提供场地方承担。提供场地方对联销方应承担的责任的追偿权。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用虚假商品广告欺骗、坑害用户和消费者。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他人商品，不得制作虚假商品标识或者向他人提供虚假商品标识。
第三章 商品质量监督
第十七条 商品质量监督检查实行监督抽查、统一监督检查、定期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检查制度。
技术监督部门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食品、饮料、医疗器械、家用电器、建筑材料等商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用户、消费者和有关组织反映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商品，应及时监督检查。
全省性商品质量监督检查计划，由省技术监督部门统一协调、下达，并组织实施；市、县商品质量监督检查计划，由市、县技术监督部门统一协调后，报上一级技术监督部门批准实施。
第十八条 商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得向被抽查者收取检验费用。监督抽查所需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拨款。其他方式的监督检查所需用，按国家和省物价、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商品质量监督人员必须按规定的程序执行公务，在监督检查时应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二十条 商品质量监督人员执行公务时，有权查阅、复制与被检商品相关的支票、帐册、凭证、文件、业务函电等资料。
第二十一条 被检者必须如实、无偿提供商品的样品和有关资料，并为检查和检验工作提供方便。
按合同规定或企业标准生产的商品，应同时提供合同规定的质量指标或企业标准文本。
检验工作完结留样期满后，除损耗吕和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样品必须退还被检者。
第二十二条 商品质量监督和检验，必须依据该商品所执行的标准、合同的规定以及商品说明书标明的质量指标。
第二十三条 商品质量监督和检验人员抽取样品的数量、技术方法按有关规定搪行。检验后应及时将检验结果通知被检者。
对同一企业（含个体户）的同一种商品，上一级技术监督部门已实施监督检查的，在规定的时间内下级技术监督部门不得再进行检查，但季节性商品或特殊情况除外。
第二十四条 商品质量监督人员发现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和人体健康的商品，应及时封存、扣押。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或转移被封存的商品。
第二十五条 商品质量监督和检验人员，对涉及被检者的专利和专有技术的有关资料，应予以保密，不得泄露。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纵容、包庇、支持生产、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不得干扰、抵制技术监督部门和其他有商品质量监督权的部门依据本条例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第二十七条 被检者对商品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接以检验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下达检验报告的技术监督部门或上一级技术监督部门申请复验，复验绪论为终局检验结论。
第四章 商品质量争议的调解和仲裁
第二十八条 因商品质量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当事人各方的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各方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九条 商品质量争议的调解或仲裁，须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合法权益受损害之日起1年内提出。
第三十条 商品质量争议的当事人必须如实提供有关商品质量争议的情况、资料。
第三十一条 仲裁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处理商品质量争议案件，实行一次裁决制度。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 对执行本条例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扬或奖励：
（一）在商品质量监督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
（二）协助技术监督部门做好商品质量监督工作事变突出的；
（三）检举揭发利用假冒伪劣商品欺骗坑害消费者利益成绩突出的；
（四）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项、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第（八）项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实施处罚。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5％至20％的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责令其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该商品货值金额1倍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除责令其赔偿损失外，可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该商品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其停止销售，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10％至20％的罚款。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处以该商品货值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商品质量检验机构未经考核合格或不按统一计划和授权范围，擅自进行商品质量检验并出具数据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所收检验费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商品质量检验机构不按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抽取样品或不按规定返还样品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该样品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伪造检验数据或者伪造检验结论的，责令改正，可处以所收检验费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一条规定，无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难以确认的，可处2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非法制造的商品、虚假标识及从事非法活动的原料和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条二十六条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由于商品质量原因造成消费者或用户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除国家中有规定外，由技术监督部门依据法定的权限决定。
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和罚没财物的处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商品质量监督人员玩忽职守、违法失职、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或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9月24日
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钱贵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无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中国古代制定行政法律规范自夏朝建立开始。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 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 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